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王建民

五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米瑟斯批评的重点问题之一。一个时期以来，劳动价值论一直是中国理论界的热点，因此，这应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不必说，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场合；对于一个争执了数世纪的问题，再增加一二篇或长或短的文字，于事无补。不过，对于其中较为简单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涉及思想史实方面的问题，总还是有交流的可能，而从米瑟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看，恰恰在一些简单的基本问题上需要讨论。

不论对于理解米瑟斯，还是理解中国学界当下的讨论，从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传统谈起，或许不无益处。这里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指的正是对马克思的批评。当然，对马克思的批评并非始自奥地利学派，但就批评的系统性和强度来说，奥地利学派的确是冲锋在前。让我们从庞巴维克开始，正如前述哈耶克所言，米瑟斯的灵感主要来自他的这位先生。《社会主义》一书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就直接引用庞巴维克。

在米瑟斯引证过的《资本与利润》第1卷《经济理论批判史》里，庞巴维克似乎不吝啬赞语，称马克思为一流智者。但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像劳动价值论这种“不可理喻的错误”，怎么竟然会得到像马克思那样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的赞成。现在，庞巴维克的疑惑和惋惜能否释然，那是上帝的事；能否从他颇为自得的批评中获得教益，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

庞巴维克批评的要点之一，云马克思忽视了物的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第一，某些用于交换的物品如处女地、金矿、天然煤层等与劳动无关但却具有交换价值，庞巴维克坚信，劳动价值论无法对此做出说明。第二，从与劳动相关的产品中，庞巴维克得意地发现了马克思的矛盾：《资本论》曾引证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断，马克思自己也说过“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既如此，劳动怎么会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呢？第三，在庞巴维克看来，商品价值与劳动无关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固定在其中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时而高于或低于这个劳动量，这种波动是由供求关系造成的。在对庞巴维克的高见做简析之前，先说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在中国理论界近期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有人以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但却具有交换价值”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证据。庞巴维克这里提醒说，他们迟了些，该“发现”早已名花有主。

可以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攻击，但是，用此等家什作战，太过小儿科了。从引证文献看，庞巴维克似乎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应该知道，马克思把对劳动价值论的诘难归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是：“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说中解决”。马克思这里说的纯粹的自然力，当然包括庞巴维克及其后代“发现”的土地等。显然，仅仅举出处女地等实例是不够的，欲以这些实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做有分量的批评，就必须深入到他的地租理论。很遗憾，如果庞巴维克认真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提问方式应该更有针对性。《经济理论批判史》根本没有就《资本论》第3卷关于此问题的解决进行展开分析，我们只能推断庞巴维克不具备讨论这一问题的资质，至于庞巴维克的传人们，至少到目前没有显出这个实力。

关于与劳动相关的产品，如果理解了财富与使用价值、财富与价值等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会把威廉•配第视为同志而斥责“劳动是一切财富之源”的说法。显然，要颠覆马克思，须得对他使用过的这些简单的基本范畴进行解构，而这对一个人的视力是有要求的。很遗憾，庞巴维克们视力欠佳。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欠佳视力的遗传导致了今天许多理论创新。

至于交换价值与劳动价值的背离问题，如果翻开例如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庞巴维克会发现对自己更有利的东西。在耗费若干篇幅列举交换价值与劳动价值相背离的例子之后，庞巴维克紧接着批评说，社会主义者把这些情形看作是“少数例外”而笃信劳动价值论。这不是事实。事实应当让庞巴维克更兴奋；事实是，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从未认为这里是什么“少数例外”，相反，他认为这种偏离是一种常态：这是一个商品价格——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时而高于时而低于价值”的可恶的世界，是一个商品价格对价值的“不断背离”的世界。翻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那里讲得更明白：“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如果把劳动形成的价值视为一条相对平稳的轴线，而交换价值呈现沿轴线经常波动的曲线，我们会看到，曲线与轴线的交点是极个别的，就是说，在现实中，交换价值与劳动价值真正相符的情形是很偶然的。至于为什么要把偶然与交换价值相符的劳动价值理解为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这又是庞巴维克们感到“不可理喻”的。哈耶克在谈到对米瑟斯的理解时指出，要懂得他，需要理解他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这个意见用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尤其恰当。庞巴维克及其前辈和后人满足于现象描述，而马克思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是多余的了”。既如此，庞巴维克们不能理解马克思，也就不奇怪了。同样可以想象的是，通过庞巴维克这样的先生去理解马克思，其可靠程度是可疑的。

从《社会主义》一书中的相关论述看，在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理解上，米瑟斯与庞巴维克的关系是出于蓝而等于蓝。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被米瑟斯从精神到词句完全继承下来。米瑟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伏着一种模糊的想法，即生产的自然要素不必节省。这一结论肯定是来自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它把劳动视为唯一的成本要素……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然要素在数量上也是有限的，从而必须厉行节约”。认为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对生产的自然要素不加节约的理论主张，并且要把这一桂冠戴在马克思头上，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顺便说，拥有此类想象力的不乏其人，像埃蒙•巴特勒这样的米瑟斯研究者也认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值计量是不包含物质损耗的。在全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既看不出这样的意思，更见不到这样的词句，当然，这里指的是有判断力的、不带偏见的阅读。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看，成本是一个价值概念。如果认定全部价值都来源于劳动，那么，把劳动说成是唯一的成本要素，马克思会承认这一指控。问题是，说劳动是唯一的成本要素，是否意味着对自然要素不必节约呢？米瑟斯及其研究者应该知道，马克思笔下的劳动概念，不仅指活劳动，也包括死劳动、物化劳动。显然，对作为生产成本的劳动的节约，当然包括节约死劳动，而对凝结在物中的死劳动的节约难道不同时就是对“生产的自然要素”的节约么？如果节约的对象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对于土地使用者来说，在地租水平已定的情况下，会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为地租购买价格所付出的不变资本，反过来说，最大限度地利用投入到土地上的作为不变资本的死劳动，就必然要求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不也是对“生产的自然要素”的节约么？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米瑟斯对这一理论及相关问题的批评。米瑟斯批评说，“劳动计算理论的……缺陷是，它忽视了劳动质量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人类劳动在经济上是同质的，因为它不外是‘人类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性耗费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表明，这种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转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件商品可能是高级的复杂劳动的产品，但其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在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中，有人不愿追问是否可能找到测量所有人类劳动（体力和脑力）的统一的生理标准。无疑，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和技艺的差别，这些差别会体现为产生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同质量。解答把劳动作为经济核算基础的可能性这一问题，说到底取决于是否能够无需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而把各种不同的劳动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尺度。显然，马克思就此提出的论证是失败的。”这段评论针对的是《资本论》第1卷有关劳动二重性的论述，这一完全是“庞巴维克式”的批评，表明他们师徒没有耐心去理解自己的批评对象。第一，马克思从没说过所有的人类劳动“在经济上是同质的”；哪怕目不识丁的人也知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和技艺的差别，这些差别会体现为产生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同质量”，云马克思不知道这一点，言者该有着怎样的判断力，只有天知道。

第二，当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同质”的时候，他是在谈抽象意义上的劳动。各种各类劳动，既然都被称作劳动，用哲学家的话说，它们就是一个“类”，不管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它们肯定有某种共性，马克思说的抽象劳动，指的就是这种共性。事物的共性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存在，只不过它不能脱离事物的个性而存在。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抽象劳动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存在，只不过是它不能脱离各个具体劳动而独立存在罢了，而承认抽象劳动的存在，决不会否定各种具体劳动之间的差别。比方说，庞巴维克、米瑟斯、哈耶克是差别鲜明的个体，但不管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但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之共性，而对这种共性的承认，决不会抹杀他们之间的差别。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没有、也不可能抹杀不同质的劳动之间的差别，要理解这一点，无需特别的智商。

米瑟斯或许会把老师请来助阵。庞巴维克问道，商品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共性，如都有效用，都“稀缺”，都具有某种物的要素，等等，为什么单单把“劳动”抽象出来？细分下去，庞巴维克的这个共性清单可无限延长，比如，它们都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在，都有某种物理的和化学的性质，等等。既如此，为什么独独钟情于劳动？

任何事物都有多重属性，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认识它们。哪些方面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取决于认识的目的。比方说，庞巴维克、米瑟斯、哈耶克都是自由主义者这一共性，决不会引起人体解剖学家的兴趣。就商品来说，经济学家马克思关心的是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如何得以建立，而在他看来，这种比例只能从抽象劳动中得到理解，商品的其他共性，如它们都可能分解为分子和原子，都可以被消费，等等，丝毫无助于对商品交换的理解。

第三，在米瑟斯的这段话中，包含着一个需要费些周折才能理出头绪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仍然表明米瑟斯对马克思的不解，另一方面，这种不理解的造成，原因可能不完全在米瑟斯。下面我们分别谈谈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们重读米瑟斯刚才的话：“劳动计算理论的……缺陷是，它忽视了劳动质量的差别”；“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和技艺的差别，这些差别会体现为产生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同质量。解答把劳动作为经济核算基础的可能性这一问题，说到底取决于是否能够无需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而把各种不同的劳动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尺度。显然，马克思就此提出的论证是失败的”。这里须特别注意，米瑟斯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时说这番话的；米瑟斯这里谈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不同性质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自觉地计算。米瑟斯在这里引述并批评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这表明他没有理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原本与社会主义经济无关，它只是关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尼•布哈林讲过一段有争议的话：“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有在生产是无政府状态，产品分配也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规律才作为不取决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的‘自然的’、‘自发的’规律……显现出来。……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列宁对此有异议，他在针对这段话的批注中写道：“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Iv+m和II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 在这两种歧见中，道理恐怕在布哈林一边。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来自对事物本质的无知，一旦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理论研究的使命也就完结了，余下的困难和问题将交由技术及其它领域的工作去解决。对价值、价格、利润等等范畴进行理论研究，是因为这些范畴是人们无力控制的社会关系的表现。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受到自觉控制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自然不会产生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当然，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会有列宁所说的Iv+m和IIc的关系，也会有积累问题以及无数其它需要处理的经济问题。但是——在梦想成真的共产主义里——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为了理解布哈林观点的合理性，请特别注意他的表述中的异体字：布哈林讲的正是“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此类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之一。在社会条件允许人们把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尺度自觉加以运用的场合——如自然经济中偶然的交换行为，在那里，产品生产的全部劳动时间清楚地呈现在每个参与交换的劳动者面前——劳动尺度的运用是一个一目了然的过程，不会产生对其进行研究的动机。在马克思学派看来，在生产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生产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劳动量依然是产品交换的“计算”尺度，但这种计算是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一种不自觉的过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也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价值”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与米瑟斯的误解不同，劳动不是对产品价值进行自觉计算的尺度，劳动价值论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顺便说，在这一问题上，米瑟斯不是个别现象；鲍里斯•布鲁斯库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表明该阵营的批评家们在该问题上陷入了同一误区。把劳动价值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工具是对这一理论最大的误解之一。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述，使得米瑟斯的批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论证，就是以“各种不同的劳动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尺度”的假定为前提的，米瑟斯认为，马克思对于这种简化的论证是失败的。就如何把不同质的劳动简化为统一的尺度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依据而言，确实存在着需要探讨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已经提出并试图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在商品交换中，劳动量作为交换尺度职能的发挥是一种自发的过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在马克思笔下没有商品货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消费品分配依然遵循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商品交换中与在按劳分配中的实现方式有着根本差别：前者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作为支配商品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存在着，用《哥达纲领批判》的话说，“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真正的等价交换只是偶然现象；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按劳分配中的情形正相反，它应该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相互矛盾”，交换尺度是社会事先确定的生产各类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正是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劳动价值的作为交换尺度职能的执行，本来是在交换当事人的博弈中，在价格对价值的不断背离中，作为一个自发的社会过程实现的，现在却要用作自觉地计算手段，这一点如何可能做到？

换个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会把问题的性质表露得更清楚。在商品经济中，第一，社会分工的存在，第二，不同的生产者之间有着不同利益，正是同时存在着这两个条件，使得等价交换成为必要，使得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产生和使用成为必然。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但对于劳动交换来说，这种变化所改变的只是交换的内容或范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再是交换对象，用马克思的话说，“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交换得以发生的两个前提条件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之所以要实行按劳分配，实行“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同样是因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有着不同利益这两个条件的同时存在，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价值规律必然要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本来是生产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的规律，如何可能成为人们手中自觉的工具呢？或者再换一个设问：一般说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和对它发挥作用的条件的控制。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区别，用恩格斯用过的一个比喻来说，“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这样一来，问题的提法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和控制劳动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吗？

我们再读一下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取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

这里有许多问题不清楚。第一，日常经验也许可以在范围狭小的小生产条件下显示出简单劳动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对于复杂的劳动产品，如蒸汽机，要确定从图纸设计到产出成品需要多少劳动小时，决非易事，估计到科技的飞速发展，事情更加复杂。第二，最困难的问题是，对于不同质的劳动，尤其是体力与脑力劳动，它们的比例如何折算？用米瑟斯的话说，如何能够“把各种不同的劳动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尺度”呢？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遇到了这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解决，恩格斯提到了消灭固定分工。恩格斯以“建筑师”与“推车人”为例，设想通过他们之间经常互换工作，以使他们的劳动量相比较。确实，建筑设计劳动与推车劳动没有可比性，但如果约翰和汤姆都既是建筑师也是推车工，则可以把他们的同类工作分别进行比较。恩格斯的思路是合理的。要取消自发形成的货币，代之以劳动时间作为劳动计量手段，前提是根本改变劳动关系。分工的取消就是劳动关系的根本改变。我们这里看到，在恩格斯的设想中，不同质的劳动之间的量的比较，是通过固定分工的消灭而实现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米瑟斯没有完全理解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意义。

但是，第一，恩格斯的方案依然是同质劳动相比较，异质劳动相比较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第二，且不说消灭固定分工的理想能否实现，就算能实现，依《哥达纲领批判》的分析，那也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事，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仍旧存在的由固定劳动分工引起的分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恩格斯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存在，对此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他说：“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合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的成果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恩格斯这个方案至少忽视了下述事实：复杂劳动能力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由培养费用来解释；复杂劳动力的培养更多地取决于被培养者的天赋、学习的勤奋程度等等，培养费用只是生成这种能力的条件之一。实在说，这一方案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这一困境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没有实现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恩格斯这里的论述只是重复约•勃雷1839年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中的意见。

对异质劳动进行量的比较，甚至在据称已经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地方，依然是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扰的问题。蒋学模先生上世纪60年代曾说过：“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是劳动核算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关系，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很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迄今为止的种种努力劳而无功，症结何在？我们看到，研究和讨论总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兜圈子。但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原本不是技术领域的问题，因此，从学理上说，困难不会在技术领域里求得解决，而只能从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中，从固定劳动分工的消灭中寻找出路。固定劳动分工不消除，按劳分配就至多是一个有待验证的经济学假设。

历史上有许多自发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其有效运行可以无需理论之助。但对于一个自觉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有效运行来说，科学的理论说明便是一个必要条件。按劳分配便是这样一种自觉设计的经济制度。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决非偶然，重要原因之一是，理论说明和制度设计原本就有缺陷。在分配制度上，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主要是平均主义。在纯粹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一旦按劳分配无法实施，又不能实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才会有的分配方式，余者只剩平均主义了。

还是回到米瑟斯。既然谈到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就来进一步看看米瑟斯对这两者的一般关系做何理解。他说：“人们一直以为，劳动价值论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要求既不需要也不接受劳动价值理论的支持。” 这段话的后一句再次暴露了米瑟斯的不足。“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是需要并接受劳动价值论的支持的，只不过这种支持同时需要其它相关理论的辅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先有价值才谈得上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价值的生产为前提，就是说，以商品生产为前提。商品首先必须是使用价值。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看，使用价值中凝结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用价值生产中所需的活劳动愈来愈少，这意味着，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将日趋减少。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趋向于使生产完全自动化。自动化的发展将使劳动者日益脱离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从理论上说，这一过程的极限是使用价值中的价值量从而剩余价值量趋向于零，而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干预，资本主义也会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自行消亡。马克思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晰，米瑟斯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缺乏了解。

不过，米瑟斯毕竟是米瑟斯，当他说“人们一直以为，劳动价值理论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表明较之今天许多人，他对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理解可能略高那么一二筹。在近些年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把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为某种“伦理的”联系。为了顺利贯彻所谓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一些听说过劳动价值论这个词的人忽然觉得这一理论碍手碍脚；他们以为，价值既然只能由劳动创造，理应只能由劳动者参与分配，因此，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是矛盾的。他们既然认定劳动价值论与现行分配政策相矛盾，而现行分配政策又不可易移，于是便想到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这些勇士们不知道，在从事他们伟大的深化工作之前，有必要先“深化”一下自己的阅读。第一，如果读一下罗伯特•欧文或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汤普逊的作品，例如他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分配原理的研究》，就会看到，早在近200年前，也就是在我大清嘉靖年间，欧洲的先贤们已经“深化”出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遵循着与今天某些人所持的“谁创造，谁分配”相同的伦理逻辑，罗伯特•欧文们创新出一种被称为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伦理依据而直接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这种“深化”是一种与前进方向相反的运动；这种把科学理论与伦理要求混为一谈的努力，是开科学的倒车。第二，如果读一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特别是试图在自己的体系中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就会看到，劳动价值论完全不碍事。这两位大师坚持认为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雇佣工人创造的价值，但他们并没有感到他们信奉的劳动价值论有任何不便；他们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既不曾想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也没有想到要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他们的感觉迟钝而无力觉察其中的矛盾吗？不是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价值创造所遵循原则不同于价值分配所遵循的原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按要素所有权的原则分配的。顺便说，“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说法是一种相当糊涂的观念，这种观念把按劳分配视为不同于按要素分配的东西。事实上，任何经济制度下实行的都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假如能够实现的话）不过是按要素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特殊形式——它是生产资料要素归社会占有而劳动力要素归个人占有条件下的分配方式。

把作为科学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变成表达社会愿望的伦理前提；硬逼着劳动价值论的关公大战按要素分配的秦琼；按劳分配的白马原本属于按要素分配的马，却硬要白马与马相结合。谁能说出这是混乱的几次方。

事情本来早已弄清楚，马克思学派著作家从来都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所有制关系出发去说明分配制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直接引申出分配制度。把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搞乱，此等近200年开科学倒车的接力，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奇观。

六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证中，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而管理经济和社会，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已使资本家阶级成为多余的阶级，相应地，他们认为新兴无产阶级有能力比资产阶级更好地管理经济生活。因此，对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清楚，在实践上也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家阶级在很长时期里在许多国家里没了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初步造就了一个新的私营企业家阶层，这个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群体重现中国社会，自然会成为议论的热点。有人呼唤“像样的”私营企业家出现；有人虽不否认这个阶层存在的必要，但始终把他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有人对私营企业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他们的劳动是高级智力劳动，是稀缺资源，他们在信息极不完备的条件下，把分散的资源寻找出来，串联组合，使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在这种意见分歧较大的情形下，《社会主义》一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想必是读者感兴趣的。不必说，在这个问题上，米瑟斯照例与马克思学派唱反调。

先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必重复读者熟知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的长篇赞扬，恩格斯的《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精炼地概括了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要点。关于资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恩格斯说，“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恩格斯接下来问道，“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文章最后总结道，“资本家阶级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工业体系了……[工人阶级]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大工业管理得更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职能由支薪的高级雇员替代，资本家的唯一业务是在交易所里从事投机，这一事实表示资本所有权与生产过程完全分离，这是资本家阶级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征兆。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这一事实及其意义被反复强调；在《资本论》第3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里，对于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转变来说，这一事实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意义，那里写道，“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与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反，米瑟斯把资本家阶级看作对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除去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等因素，我们看到，造成这种差别的，首先是由于在观察股份公司等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时，他们的视角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观察股份公司时，首先看到的是企业规模，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从而看到的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职能的分离。米瑟斯则始终把生产资料所有权置于观察的中心，在他看来，股份公司不过是资本所有者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一种形式，因此，尽管他同马克思一样清楚地知道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职能是分开的，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它们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公司的经理是由股东直接或间接任命的。就股东授权经理使用公司的（即股东的）资产从事生产而言，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财产去冒险。投机（因为这必然是一种投机）可能成功并带来利润；当然，也可能失败并亏掉部分或全部资本。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后果难料的生意，把它交给不管对其过去多么了解但未来能力未卜的经理人，这是股份公司的实质。”

仅仅看到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的联系，还不足以认定资本所有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对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活动内容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进一步的差别。马克思学派把资本所有者经济活动的积极内容主要理解为对直接生产过程的管理，理解为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管理。既然对经济活动内容作如此理解，必然的逻辑是，脱离企业管理，也就是脱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从而成为多余的阶级。另一方面，既然管理着股份公司的经理们并不是所有者，他们为谁工作，这一点并不重要，因此，东家的变换——由社会取代资本家而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应该不影响他们尽职尽责，生产照样可以发展，甚至可以发展得更好。

相反，在米瑟斯看来，支薪经理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作用和所有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活动。他说，资本主义经济计算“每天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首先有必要使资本从某个生产线、某个企业和公司抽出，投入到其他生产线、其它企业和公司。这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这本质上是资本家的事——买卖股票和股份，贷出和收回贷款，在银行里把钞票存入或提取。正是这些资本家的投机活动，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股份公司经理们视这种条件为理所当然……正是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所转达的信息，成为他们必须调整经营的依据，成为他们商业活动的指南。”“比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更新和新增资本的投资。这才是经济核算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如何运用现有流动资本的问题。”

（附言：本文为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一书中文版而作；该中文版由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合作译出，将于2007年内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3月初稿于美国图伦大学

2007年9月改毕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