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办、国办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进一步提高文献资源和服务体系共建、共知、共享水平，2013年1月18日，CASHL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纪念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30周年暨高校文科文献保障体系建设会议”，来自全国70余所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图书馆馆长，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领导等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资源与服务体系建设历程，总结了推进协同合作、努力实现文献共建、共知、共享的成功经验，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的新使命和未来建设国家级文科文献资源与服务体系的新思路。现将会议部分学者发言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构建文献保障体系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文献资源和服务体系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和有力支撑，对于文化传承创新和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81年，我国正式建立学位制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文科外文图书、期刊收藏基本上是空白，无法支撑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尽快改变国外文科图书文献匮乏的状况，季羡林、任继愈等一批著名学者向中央建议划拨专项经费，得到了万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自1982年起，财政部设立专项经费用于高校合作引进国外文科图书文献，以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经过30年的努力，“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服务教学科研、启迪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引进了120多万种图书、1.3万余种期刊和一批文献数据库，拓宽了国外文科文献的获取通道。2004年，为进一步满足高校文献建设需求，教育部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组织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17所具有学科优势、文献优势和服务条件的高校图书馆，启动建设“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借助现代化的服务手段，统一协调图书文献的采购、收藏和服务，构成覆盖全国高校的文科文献收藏和服务体系。据统计，目前已有近700所高校加入CASHL，电子资源年度下载量超过275万篇，累计文献传递总量达70万篇。回首30年发展历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资源与服务体系建设始终与时代同进步，与教育同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学科建设与“文科专款项目”30年

1984年，教育部根据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教授的建议，批准成立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并设置大学本科高年级古典文明试办班，以填补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在我国研究，尤其是教学上的空白。如今，古典所已届30年，其发展，尤其是文献资料的完善，得到了教育部“文科专款项目”的大力支持。

世界古典文明史上述诸学科属“唯外文文献倚赖型学科”。外文文献包括以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和古希腊文、古拉丁文为载体的原始文献，以及近现代国外学界的研究著述。古典所成立初期，文献资料虽有一定的收藏，但较为零散，不成系统。在“文科专款项目”的支持下，上述四个学科陆续购入了必要的工具书及原始文献。继“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成立，并与“文科专款项目”整合后，大型特藏文献的引进使古典所藏书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西方古典学为例，我们先后购入了《希腊铭文集成》（IG）及《拉丁铭文集成》（CIL）。在此之前，教学与研究所需我们只能通过国外同仁代为复印，或是借外域开会之机查找相关铭文。作为古典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这两套大型铭文集的购入，进一步促进了我们研究与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支持下，馆际文献传递等服务项目的保障作用也日渐凸显。

经过30年的发展，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已成为国内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图书收藏从“空白”到不断专业化、系统化，见证了“文科专款项目”的成果。正是有了文献资料的有力保障，古典所“填补空白学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有专长的多名毕业生任教于国内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以古文献整理为特色的研究方向，先后得到教育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数十项科研项目的支持，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与古文献整理丛书。作为国内最早西文版历史研究年刊，由古典所主办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已出版26期，积极推介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文献收藏需要长期而持续的积累。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期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再创新的辉煌。

文献保障对国际问题研究的支撑作用

“文科专款项目”启动至今已有30年。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和创见的项目。30年来，成果丰硕，意义深远。

外文图书资料的引进，对国际问题研究起到的文献支撑作用是突破性的。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国内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面对这一状况，刘少奇主席曾特批10万美元用于购买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文献资料，这在当时已是很大的一笔资金支持，但资料匮乏的状况仍十分严重。1980年，我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赴美研究国际问题的访问学者，前往哈佛大学进修，在那里找到整整3个房间我所需要的相关资料，当时的心情可谓如饥似渴。回国以后我继续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发现复旦大学图书馆关于这方面的外文图书资料日益增多，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教育部在1982年启动了“文科专款项目”。

30年来，在“文科专款项目”的支持下，全国高校已引进120多万种外文图书，其中复旦大学图书馆引进了6万多种，包括政治法律类1.4万种，政治学8500种，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458种，可以明显感到国际问题研究方面文献和专著的增多。在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我担任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首任院长。我强烈地意识到，要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关键抓三个“学”：第一是学科建设，第二是学生培养，第三是学术研究。而这三个“学”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浓厚扎实的文献资料。没有扎实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长远发展难以实现。30年来，“文科专款项目”对我们学科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打下基础，实现接轨，提高水平。在“文科专款项目”支持下，国际关系学科逐步改变了研究资料匮乏的情况，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名家名著都能在国内图书馆找到，也改变了学术上和国际脱轨的现象。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30年大变化大发展，“文科专款项目”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我曾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时5年，最终成果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本专著。这本书目前在全国高校被用作教材，反响很好。在台湾，这本书也是研究生课程的参考书目，甚至被列为公务员考试的必读书目。在这个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用到的外文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可以说这本书的写成与“文科专款项目”在研究资料上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20世纪90年代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美国国会研究项目及5年前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这些项目都极大地得益于“文科专款项目”。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不足。目前，国内一流高校每年外文图书的购买量与国外一流高校仍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外文图书文献建设如能在工作和管理效率上更高一些，在图书购买、使用上更便捷一些，在财力支持上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的教学科研水平便能更早一些赶上世界一流水平。30年大变，就让我们一齐继续努力来创造下一个巨变的30年！

当代科学论的实践取向与文献支持

“文科专款项目”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举措。最近我们在组织撰写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二十多个一级学科一致认为，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支点有两个：一是实践取向，二是文献支持。忽视实践取向，研究就会变得盲目；缺少文献支持，研究就会变得空洞。我以一个刚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为例，来说明文献支持的重要性。

该研究属于新科学论研究，缘起于一个普遍使人困扰的问题，即科技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当代人类实践，使得这个问题难以回避。但是，众说纷纭的结论孰是孰非，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必须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才有可能澄清问题，得到正确和恰当的结论。

当代科学论研究存在两个重要倾向：一是科学主义，他们认为应当依靠科学，捍卫科学，为科学辩护；二是反科学主义，他们批判科学，质疑科学，认为科技将导致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使人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奴隶。

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首先它们是现实中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但要正确回答，还需要进行非常扎实的文献研究。所以，我们在课题研究中，一方面对正统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新经验主义的大量文献进行挖掘和梳理，另一方面又对反科学主义、社会批判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大量文献进行挖掘和梳理，前后涉及近百本中外著作和上千篇期刊论文。唯其如此，才能厘清科学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从“正统科学论”到后来的“另类科学观”，进而萃取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的理论演化轨迹，即从辩护或质疑走向审度。

我们的文献研究，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经典著作。马克思究竟怎样看待科学？有人认为马克思是科学决定论，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是科学否定论。这些观点站得住脚吗？这就需要扎实的文献支持。所幸今日已非往昔，我们的文献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可以支持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过去不是有所遗漏，就是容易流于表皮。文献挖掘和梳理告诉我们，马克思至少从下述三个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本质。首先，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科学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但马克思不赞成科学决定论，他主张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对科学和技术具有批判态度，他关注科学的物化和技术的异化，认为科学也会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奴隶，造成人的异化；与此同时，马克思批判机器对工人的统治，批判科学技术劳动沦为金钱的奴隶，批判人类在科学技术帮助下对自然的僭越、对环境的破坏。但是马克思并不持科学否定论，而是主张重建主客体统一的科学。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他认为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与个人自由的达成，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由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科学技术，而是主张处理好科学技术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最终将科学技术转变成通向人类解放的自由之路。

通过文献研究，再结合现实反思，我们课题得出的结论是：科学论已经从对科学的辩护或质疑转向审度，这才是当代科学论的重要变化。

不言而喻，在本项研究中，文献支持功不可没。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文科专款项目”，加强人文社科图书和资源的收藏。例如，文献价值特别高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就已购置了68卷，花费十余万美元。这些文献，对我们的项目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