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王建民
三
马克思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日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一过程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过程；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在经济效益上的优势地位。《资本论》说：“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在很长时期里，这个论点对于马克思学派关于以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的论证有着决定性意义。考茨基认为：通过竞争，资本主义将导致企业数量明显减少，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把这些集团联合起来，就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布哈林也认为：“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因为“市场斗争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竞争者的数目越来越少，生产集中在大型的资本主义组织手里。”
对于上述观点，米瑟斯从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法则要求机构具备最有利的规模，如果规模能使所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净利润会相应地提高。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上，这是评估一个机构的规模使其优于另一个机构的唯一途径。工业机构的扩大必定导致成本节约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及其学派就犯有这样的错误，尽管偶尔有言论表明他实际上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因为这里也有一个界限，超出这个界限，机构的扩大就不会导致生产要素更经济的运用。”
不能简单地认同米瑟斯对马克思学派的批评。在生产大型化趋势萌发之时，马克思就抓住了这个趋势，这是他的远见。正如米瑟斯的同窗熊彼特所言：“以预言大企业的降临这件事而论，考虑到马克思当时的条件，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抓住全部趋势，但至少抓住了主要趋势之一；在一些行业中确实形成了少数企业帝国，直到今天，许多规模极大的跨国公司还在合并。
不过，比较而言，米瑟斯的见解更周全。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与企业大型化趋势并存的，是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世界经济进入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的时代，进入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协同生产的时代，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经济效益优势显著。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米瑟斯就做出那样的分析，应该说他看得更远，也更准确些。米瑟斯对企业规模与效益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不仅为经济发展所证实，而且预示了科斯后来在企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与企业规模的发展趋势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规模与财富的分配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也是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经济后果是，它造成了私人资本无力管理的巨大生产力，使得建立公有制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的社会后果是导致尖锐的社会对抗，造成了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使得公有制的建立成为社会的需要。《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三章第2节和第二十四章第7节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
如果企业的大型化只是某些行业和部门的现象，相应地，资本集中的趋势也限于此类行业和部门。不言而喻，中小企业数量的增加既是企业大型化趋势的逆向运动，也是资本集中趋势的逆向运动。不仅如此。不仅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着资本分散的趋势，即使就日益膨胀的大企业来说，企业的扩张或生产资料的集中也未必意味资本所有权的集中；企业的大型化过程完全可以与资本所有权的分散过程同步——这就是企业股权的日益分散化。米瑟斯注意到了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虽然他的分析不十分清晰，也没有提供必要的事实和数据。他说，“机构或企业的集中趋势决不等于财富的集中趋势。随着机构和企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同样程度上发展出了使人能以小财富干大事业的企业形式。看看这些已经出现并变得日益重要的企业类型的数量，而独资商人已经几乎从大型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中消失殆尽，即可证明不存在财富集中的趋势。”
“机构或企业的集中趋势决不等于财富的集中趋势”，这一论断被20世纪资本所有权的实际发展所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资本主要为家族占有。例如，20世纪三十年代，福特家族占有福特汽车公司100%的普通股票，梅隆家族占有美国铝公司普通股票的80%。五十年代以来，资本所有权日益分散：一是持股人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1952年为650万人，1985年增至4704万人；二是大公司的股票高度分散，198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持有人数达324万，通用汽车公司为99.8万，埃克森公司为88.7万，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77万，福特汽车公司为28.9万，英荷石油公司约为90万。相对于股权的高度分散，单个大股东控制的股份呈减少趋势：20世纪初，一般说来，拥有40%—50%的股票才能控制一家公司，在80年代，大约只需占有5%的股份就可做到这一点。90年代，大股东所持股份进一步减少，在美国，“到1990年末，对最大的10家资本化的公司进行所有者结构的考察，这些公司最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平均为2.6%。”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1990年，它的5家最大股东的股份合起来还不到6%，5家持有者分别占1.4%、1.3%、1.2%、1%和0.9%。
但是，如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并不能完全否定马克思对企业大型化趋势的分析一样，在财富集中问题上对米瑟斯的证实也决不是对马克思的证伪。肯定机构或企业的集中不等于财富的集中，决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财富的集中。现代资本主义复杂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它的发展趋势的多向性。与股权分散趋势并存的，财富集中的趋势依然存在，并且这种趋势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日渐兴盛的背景下愈加突出。米瑟斯正确但却是片面的分析至多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的补充，而他的不存在财富集中趋势的结论是与事实相悖的。
尽管股权分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千百万小股民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但股权分散，特别是工人持股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现象。股票就是资本，工人可以把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意味着当代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存在一个超过生活资料价值的余额。因此，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从仅仅拥有生活资料到拥有资本是一个质的飞跃。私营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且日益活跃，同时，资本所有权的分散造成了一个广大的中产阶级，股民大军中广大工人阶级的加入，等等，考虑到这些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因素，似乎有必要对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主客观条件的论述重新进行检讨。
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是，规模巨大的现代企业是否已经发展到只能由社会来管理，也需要重新估计。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当生产资料的规模发展到不适合股份公司管理时，将代之以国有化，而国有化也只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前奏。就是说，这些依次替代的所有制形式，后者较前者具有更大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当代经济发展表明，至少就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来说，没有证据显示国有制较之股份公司必定具有更大的效能。恩格斯曾认为，当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发展到不适于股份公司管理时，国有化就具有了经济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首先发生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米瑟斯引用了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后指出：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北美铁路——和最重要的电报线路——海底电缆，并没有实行国有化，而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线路却早就被国有化了。他还指出，邮政国有化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铁路国有化主要是出于军事考虑。不论是否同意米瑟斯关于国有化原因的分析，在评价一百多年来的国有化进程的得失时，他的见解值得参考。今天，股份公司的发展早已超越国界，形成了巨大的跨国公司，而且至今也看不到这一发展的界限。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国有化企业较之股份公司在经济上有更大的效能，那么，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与国有化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就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四
能够提出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即使提出者本人没能最终解决，但问题为后人指出了努力方向，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说，米瑟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可能具有此类价值。
当然，米瑟斯不是问题的最初发现者，但在他之前，总的说，人们对这一问题或没有充分重视，或感觉到问题的重要性，但对问题的性质似乎没有真正把握。这里不去赘述相关讨论的历史，就读者通常的兴趣所在，还是先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到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总的说，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经济计算或资源配置的困难。恩格斯说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取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
对于靠日常经验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自然不会作为重大课题提出来，只是在一个派生问题上，即如何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进行量的比较以便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恩格斯才感到有对问题进行讨论的必要。后面我们会较为详细地谈及此问题。
同恩格斯一样，十月革命前的列宁也把事情看得极为简单。《国家与革命》写道：“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在列宁看来，“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对问题的看法有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此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成了“主要的困难”。但是，列宁感觉到空想主义的计划经济遇到的困难，不等于他真正理解了困难的性质；他把困难归咎于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养成的“对国家的一切极端的仇视和不信任”，表明他没有理解经济资源配置的真正困难何在。唯物主义者列宁竟然想依靠人们“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等手段来解决经济计算这类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基本问题！
如前所述，对于这个使列宁感到棘手的经济计算问题，米瑟斯不是指出其重要性的第一人，但正如奥•兰格指出的，正是由于米瑟斯的挑战，才使许多社会主义者觉察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米瑟斯的挑战，才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经济计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大陆上“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瑟斯教授”。
米瑟斯的贡献不限于提出问题，而且做了相当系统的论证。要对他的论证进行略为详细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皮尔逊、M•韦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与O•兰格、M•多布、M•泰勒、H•狄金森、P•斯威齐等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上的分歧。事实上，这需要一部关于20世纪前半期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战的历史。这里只能在篇幅限内述及要点。
米瑟斯强调市场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核心作用。进行经济计算，必须有某种方式对经济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在市场秩序下，这种评估是以价格为尺度进行的。商品的价格反映着供给和需求；取消市场，取消了商品货币交换，不可能在性质不同的生产过程、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成本和效益的比较，这势必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浪费。米瑟斯的这一判断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中得到了出色的印证。
米瑟斯还预见，“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完全废除货币。可以设想在消费品交换中允许使用货币。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不以货币来表示，货币无法在经济核算中发挥作用。”在米瑟斯看来，问题正是出在这里：“较之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货币在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社会里的作用范围要无可比拟地狭小。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交换本身的重要性非常有限，它仅限于生活消费品的范围。生产性物品不进入交换领域，所以它没有货币价格。货币在自由经济的生产中发挥的会计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存在。”米瑟斯这一观点在日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多方面证实。后来的苏联拒绝承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只是在生活消费品领域里实行商品交换，这一点还被斯大林上升到所谓的理论。生产资料非商品化的理论和政策导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无法实行合理的经济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曾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限于产品市场。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K.拉斯基曾就匈牙利的改革批评道：“1968年蓝图的主要缺点是，它甚至在原则上都把市场力量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产品市场内，而把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把资本市场摈除在外。” 相比之下，市场取向改革从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合乎逻辑地推进到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是，既然市场在要素配置方面优势明显，何不在公有制条件下建立起要素市场？米瑟斯指出，“社会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的人造市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有了这样的安排，社会主义就能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不费力地进行核算”。米瑟斯批评说，“这些方案的支持者没有看到（也许是不愿看到），不可能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功能分离开……形成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停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风险投资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工人对工资的追求，整个机制的功能的成功发挥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者有关‘人造市场’和以人为竞争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全部设想的根本缺陷是，他们坚信只靠生产者的商品买卖就能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取消资本家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和企业家对资本的需求，而又不摧毁生产要素市场本身，是不可能的。” 这里，米瑟斯事实上以更明确、更具体的方式提出了使学界和社会主义改革者长期感到困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能否兼容的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在米瑟斯的语境下转换为公有制与生产要素市场能否兼容这样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
现在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要素市场不能兼容，还为时尚早。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只是证明，没有私有经济相当程度的发展，就不能有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些经验已经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不能并存，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米瑟斯们之间谁是最后的赢家，还需要若干回合才能见分晓。就社会主义者一方来说，能否有说服力地回应米瑟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之初就提出的挑战，是能否制胜的关键。
要对米瑟斯的挑战做出有力的回应，首先要理解问题的性质。但事实可能正如哈耶克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米瑟斯的论敌们没有弄明白的是，经济计算不在于摆弄数字，而在于建立起合适的指示器，使经理们在相互协调行为的整个结构中确立自己的角色。哈耶克这里的概括并不十分准确。这里不只是经理们的事，尽管他们的角色很重要；这里事关经济活动的每个参与者。事实上，米瑟斯的眼睛也没有只盯住经理们。就拿普通劳动者的角色来说，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相应的分配标准，因此，“任何这类通用规定必将完全是武断的。各个行业的工人在这件事上决不会达成一致。每个人都会坚持说分派给他的工作太多，都会尽力减少给他规定的工作量。工人的平均素质、平均技术、平均力量、平均的努力、平均的勤勉——这一切都是无法精确规定的模糊概念。”怎么办呢？尽管可以在各种场合大唱赞歌，在学校和教堂大肆鼓吹，还有荣誉称号、物质奖品，甚至同胞的崇敬等等，最终还是导致工作上的敷衍塞责，决不会使人尽心尽力。米瑟斯在这里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生活细节都和盘托出了。再说管理机构吧，“数不清的官员，人人尽力自保，不让任何人染指自己的地盘，同时又拼命推诿责任”；“官员的选拔不是以真才实学为标准，而是遵循某些形式，如通过了什么考试，进过什么学校，在下级岗位当差多少年，等等”。原来，在我们熟悉这些面孔和行为方式之前，米瑟斯早就给他们画过像了。
哈耶克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在主要之点上他是对的：米瑟斯的论敌们没有真正理解问题的性质。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上，经济计算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协调，是经济行为每个当事人的利益博弈，而不是管理机构的会计学意义上的数字运算。“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生产什么消费品和生产多少都是很容易决定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仍然存在着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一旦事关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要素，立刻就开始了生产当事人对自己利益的计算，这直接涉及所有权、收益索取权等根本问题，即米瑟斯所说的整个机制的动力问题。20世纪三十年代经济计算论战中社会主义一方的主将奥•兰格直到最后似乎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兰格在其一生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与市场》中写道：“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过时了。实在可以把它看成是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装置。”在兰格看来，市场不过是“另一种计算机，用以求解一个联立方程体系”。像兰格这样的人物也把市场首先理解为某种计算工具，也难怪东欧国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会走进死胡同。
（附言：本文为冯·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一书中文版而作；该中文版由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合作译出，将于2007年内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3月初稿于美国图伦大学
2007年9月改毕于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