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王建民
【摘要】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米瑟斯在经济学若干领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上贡献甚著；在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目标，即劳动乐生、消灭阶级和消除固定劳动分工问题上，米瑟斯的诘难值得讨论；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观点不同，米瑟斯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益未必与企业规模成正比，企业规模的扩大未必意味着财富的集中，这些观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米瑟斯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批评的对象。从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资本家阶级仍然是一个必要的社会阶级，就此而言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米瑟斯的观点；但在是否要对资本的消极影响进行限制，是否要实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种种保护劳动者的措施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反对米瑟斯。
一
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议数百年间未曾间断，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似乎是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而展开的主要已不是学理之争；从那时起，由于苏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以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已有初步经验可供参照，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论著有着特别价值。例如，从1921年末至1922年夏，俄国著名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斯库斯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罗斯技术协会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巨大的系列论文，其要义是，由于取消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国民经济不可能协调发展；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分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困难。这些观点和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所证实，而且，作为证据的，不仅有学者们的数据和逻辑，更有千百万生灵的命运。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分析》，当属这一时期同一论题中分量较重的作品，用冯·哈耶克的话说，他老师的这一著作震撼了他们整整一代人。
不过，《社会主义》一书问世时，米瑟斯的影响似乎主要限于德语世界；英语世界对他的了解大约始于哈耶克三十年代在伦敦的讲学。至于在中国大陆，中文读者对米瑟斯的了解则是晚近的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关他的中文资料不过百多字，且有错讹；八十年代初，从奥·兰格的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文版里，可以间接读到米瑟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1986年，《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刊载了米瑟斯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使读者得以直接了解米瑟斯的社会主义观；1995年，《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文版问世；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米瑟斯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题论著《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译本。此外，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题的译著，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日本学者伊藤诚著《现代社会主义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M.霍华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重庆出版社1997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等，对米瑟斯多有评述，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米瑟斯本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他的看法。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以及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抬头，米瑟斯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兴趣，有一些论文发表，一些学术机构举办过研讨会。《社会主义》一书中文本的出版，对相关研究应有帮衬。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伦贝格市（现称利沃夫市，属乌克兰）。他1900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埃冈·冯·庞巴维克；1906年获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09年到1934年间，任维也纳商会和奥地利政府经济顾问，其间，从1913年起任维也纳大学编外教授——一个直接从学生学费中获取报酬的教席；1934年至1940年，他为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而接受了日内瓦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任；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起执教于纽约大学，直到1969 年以87岁高龄退休。1973年10月10日米瑟斯在纽约逝世，享年92岁。
20世纪的作家中，米瑟斯十分值得关注。研究者云，他在主观价值论、货币理论、商业循环理论、资本和利息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等五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甚著。承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显赫的学术影响使米瑟斯成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袖，而这个以边际效用价值论著称的学派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甚至影响到与米瑟斯的极端自由放任主义对立的学派，如凯恩斯学派。
除了著书立说，米瑟斯还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学术发展。在执教维也纳大学和担任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期间，讲堂授课之余，他还在奥地利商会办公室里为他挑选的学生和朋友开辟私人研讨班，举凡经济、哲学、科学等无所不谈。研讨班始于1920年，止于1934年出走日内瓦，隔周一次，从未间断；移居美国后的米瑟斯从1948年起在纽约恢复了他的研讨班，每周一次。从米瑟斯的学生中可以看到下面这些人的身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坦、威廉·勒普克、理查德·冯·施特里戈尔、艾尔弗雷德·舒茨、费里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格奥尔格·哈尔姆、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莱昂内尔·罗宾斯。这个名录中，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曾先后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马克卢普写道：“不知何时何地可曾有过这样一个群体，从中产生过如此众多的国际著名学者。” 仅这份名录就足以使米瑟斯在20世纪学术史上独领风骚了。
然而，米瑟斯作为学者的职业生涯却是灰暗的。就其学术贡献，《纽约时报》金融版编辑、著名经济记者亨利·海兹利特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人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人就是米瑟斯。” 但是，米瑟斯注定不会与这一科学殊荣有缘。不仅如此。在执教20多年的维也纳大学，他未曾踏上过他一直向往的正教授讲台；在日内瓦大学及后来在纽约大学，仍为兼职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他即将退休时，才升任纽约大学全职客座教授，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会授予他“杰出人物”奖，而这时他已88岁高龄了。
米瑟斯在学界长期失意，也许部分地可以从“时代精神”中寻求解释，部分地可以从他对经济学方法的见解中得到说明。就前一方面说，在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整个时期里，在东方和西方，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盛行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程度不同的国家控制的主张——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凯恩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等，而当时维也纳大学的学术氛围备受“时代精神”浸淫，他的极端自由主义当然不合时宜。在经济学方法上，他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倾向没有好感，认为它们是错误、空洞、无益的，而这种倾向是20世纪经济学的时髦。一个时代的冷板凳不正是为那些不识时务的异类订做的吗？结果是，在政治和学术上同潮流相悖、与时髦不合的米瑟斯只能眼瞅着许多二三流玩家登堂入室。自然，受冷落于欧美，更不会见经传于中国。
晚年米瑟斯已在欧美获得一些荣誉，但声望鹊起之日，他已长眠地下。1974年，哈耶克因米瑟斯-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使米瑟斯引起世界关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似乎使米瑟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确证，遂使有关他的研究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专著问世于世纪之交，米瑟斯文集的英文本也被系统地整理出版，应该都与这一背景有关。
米瑟斯著述宏富，这位贡献了《货币和信用理论》、《人类行为 》等名著的作家，一生著作仅以第一版计就达19卷，加上修订版和外文译本，共计46卷。他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但社会主义问题始终是主旋律。1969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米瑟斯在纽约大学“经济理论研讨班”上作了告别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对抗自由市场”。这次演讲，无论场合还是内容，都颇具象征意义：就场合说，它是在维也纳开始的米氏“私人研讨班”的闭幕；就内容说，恰好是在维也纳研讨班最初开讲的1920年，米瑟斯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文章断言，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自该论文发表之日起，这一主题便成为米瑟斯学术和政治活动绕以旋转的轴心。
《社会主义》是一部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书，单单这一主题，就可能遭到许多人情感上的拒斥。为了能够冷静地对待该作品，预先指出下面几点，也许不是多余的。第一、该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我们通常的理解要宽泛许多：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和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罗斯福新政、阿根廷庇隆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等等，总之，一切具有国家干预倾向的思想和政策，都被归于社会主义名下。
第二、谈到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时，该书说的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应视为该书前奏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价值计算》发表于1920年，该书出版于1922年，正是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多之后，据此推断，该书的写作正值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当时，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今天，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在实践上早已放弃了这一体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评，因此，米瑟斯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批评，我们听上去不应感到刺耳。
第三、即便米瑟斯在一般意义上批评社会主义，也应当听听他究竟说了什么。社会主义者坚信所持理论的科学性，自当坦然面对批评；从对手的批评中获益而丰富自己，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胸怀。至于米瑟斯书中那些十分无礼的东西，如在“导言”和“第三十三章”中对马克思的近乎骂街式的攻击，对此我们只能报以不屑。读者有健全的判断力以区分正当批评和无礼攻击；骂街者收获的只能是丢失体面。
在《社会主义》一书中文版刊行之际，做些评介是必要的。该书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法律、科学、文化、婚姻家庭，等等，涉猎如此广博，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史上以此为专题的篇幅最为宏富的理论作品。不必说，这里不可能对全部问题进行详尽讨论，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用哈耶克的话说，今天的读者能够从中学到的新东西已经不多。我们拟就米瑟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观点的批评以及与中国理论界正在讨论的话题有关的问题谈谈看法。我们的评述将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米瑟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某些预见；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资本家阶级的经济职能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我们猜测，这些问题也许是中文读者感兴趣的。
二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工业生产，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一书向以这一前提为基础的核心论点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生活以小生产为基础，总的说，当时的人们还不能设想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力以前人不敢设想的规模飞速发展，这一情形使某些思想家对生产无限发展的前景产生了憧憬。工业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社会的设想只能以节制人们的物欲、以对财富实行平均分配为前提。自罗伯特·欧文以来，社会主义理想被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是以大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欧文乐观地预言：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只是人们无法限量的那种生产力的萌芽。因为它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新的生产力保证人们有无穷无尽和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像取水那样容易地生产财富，像利用空气那样充沛地满足人类的一切合理需要。这是要求迅速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意义特别重要的标志。”
欧文开辟的新方向，成为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承袭前人的最重要遗产之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也完全是以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力为前提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信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
第二，他们坚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由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消灭固定的社会分工从而消灭阶级提供了可能。恩格斯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剩余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些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的论述至少有三个要点：第一，生产高度发达和产品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阶级划分实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消灭的前提是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第三，分工的消灭与劳动乐生密切相关。
阶级的消灭、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这三大目标之间关系密切：劳动乐生是前两者的前提，而劳动乐生又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劳动无从乐生，从而固定分工和阶级也无从消灭。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面对着大众不得不从事十分艰辛、有时是肮脏甚至危险的劳动这一现实，如何安排这类劳动，如考茨基所言，“成了全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考茨基提到了莫尔和傅立叶的困境：莫尔为解决劳动艰辛问题而在乌托邦里保留了奴隶；傅立叶则“企图通过在工作中导入一种心理学的往往是异想天开的动机来排除这个绊脚石”，他想利用儿童不讲卫生的天性，让他们去从事那些肮脏的劳动。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看来，这一问题不难解决，解决之道是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留给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只有少数没有内容却容易学得的看管机器或化学过程的操作了”；“机器操作的单纯化，正为工人提供了可以随时调换他工作的机会，使得各种筋肉神经能够轮流活动，这些筋肉的和谐动作，正像现在完全非生产性的体操一样，使人振奋活泼”；至于脏累艰险的工作，“只要人们认真研究近代技术，这一类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在未来理想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消灭固定分工从而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劳动乐生和固定分工的消除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观点，自然会成为米瑟斯批评的对象。
在对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对人类的生存条件及前景的理解上，米瑟斯及其所属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正相反。在他们看来，生存资料短缺是人类的宿命；正是因为短缺，才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才有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以短缺为基本预设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批评时，必定会围绕这一预设做文章。米瑟斯说，“在天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幸福和满足。产品的短缺只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它一方面限制了生产力的扩大，另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分配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米瑟斯认为，“那种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大自然都会赐我衣食”的愿望，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想。严酷的事实是，“大自然没有赐予我们任何权利，正是由于她供给我们的生存资料极为匮乏，并且需求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人们才被迫从事经济活动。”米瑟斯的恩师冯·庞巴维克的批评更具概括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人类的整个生存条件，即短缺这一核心问题的批评；同资本主义一样，生存资料的短缺也是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米瑟斯的批评中，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其主要论据之一。他写道：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生产资料社会化将使得生产力空前增长，这有可能驳倒马尔萨斯们，这个世界足以使每个人美满和富足，然而“马尔萨斯人口规律和收益递减规律粉碎了这一幻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便不会再伴有财富的相应增长；超过这个限度，人均产量就会将下降”。因此，虽然马尔萨斯在整个19世纪受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但在米瑟斯看来，“他们并没有驳倒他。今天，可以认为关于人口规律的讨论已经结束”。
米瑟斯认为，既然短缺是人类宿命，劳动乐生也就成了虚妄。人类欲望无限，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只有通过增加劳动，方能满足需求，而劳动，即便是充满乐趣的劳动，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使人厌烦。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随意的职业变换亦即固定分工的消除来解决劳动厌烦问题，米瑟斯认为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首先，职业实践的减少会导致劳动技能的降低；其次，职业的变换之间将有时间损失——这极易使人联想到20世纪五十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有关机会成本的内容。此外，对劳动的厌烦很少针对的是某一具体工作，而是工作时间的延续导致的身心疲倦，通过变换工作而从另一种形式的劳动中获得乐趣的想法不见得奏效。
如果劳动乐生成了虚妄，劳动分工的消除从而阶级的消灭也就成了空想。在米瑟斯看来，劳动分工的存在并非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而是永恒的自然现象：“分工发祥于自然界的两个事实：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的多样性”；“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意味着社会就是分工”；“分工乃社会的本质”。既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就是天然合理的：“人不是完全平等的。有人天生是领袖，有人只能跟着走……我们不可能都当先驱：大多数人既无这种抱负，也缺少必要的能力”；“因为不能独立思考，大众才追 随……有教养的人”；“未雨绸缪，提前行动，采用新的方式，永远只是少数人，即领导者的事情”。
从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从资源条件对经济的约束以及分工日趋细密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米瑟斯的批评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问题上，在经历了自19世纪以来占主流的乐观主义倾向之后，人们的认识在20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72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遭到质疑。报告认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地球不堪重负，因而报告提出了经济零增长理念。报告提供的资源评估或有偏差，相关观点或可争议，但该报告标志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的转变。就在该报告发表的同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首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国际政治议事日程，这不是偶然的。增长的极限、零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广被接受，至少表明物质财富无限增长的观念是需要商榷的。
短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米瑟斯还谈到了另一种重要的短缺——时间短缺。他说：“显然，可供使用的劳动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劳动。即便劳动完全是一种享受，也必须节约利用，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尽的。即便是悠闲自在的人，没有钱财方面的顾虑，也必须对他的时间做出规划，即对消磨时间的不同方式加以选择。” 在此问题上，米瑟斯堪称丹尼尔·贝尔的先驱：半个世纪之后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时间短缺是作为一种“新的匮乏”提出来的。这里有必要指出，对于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的理解，马克思比米瑟斯深刻的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已指出：“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经济规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如果闲暇时间本身是财富的尺度，而且像米瑟斯和贝尔指出的，它的“供给”是有限的，人们就可能会为闲暇时间的支配而发生竞争，这却是马克思没有谈到的。如果不但物质资源的短缺不可避免，而且闲暇时间的短缺更无法克服，那么，以财富极大丰富为预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成问题的。
关于固定分工的消除以及劳动乐生问题，也很难应对米瑟斯的批评。确实，当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许多累脏艰险的工作领域里呈现出以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向。但总有大量劳动无法用机器取代。同时，固定的劳动分工，特别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减弱的迹象。至于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人们看到的不是固定分工的削弱，而是相反。不仅如此。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不仅意味着职业划分，而且成了固定的社会身份，如中国丑陋的户籍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很少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分工理论，或许这里有某种不方便，因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看——前面对恩格斯的引证表明了这一点——阶级划分说到底是一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反而建立了一个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过的阶级社会。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以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我们或许应该相信这位政治家的真诚。但正是他的真诚，表明他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至于“愉快的劳动”，离百姓生活实在太过遥远，反倒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调侃更有生活依据。米瑟斯看到了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和劳动乐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软肋，他告诉读者，“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也只能是辛苦而不是享受”，“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主要支柱就坍塌了”。应当说，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学说有着深入了解的人说出的话。不过，固定劳动分工的消除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米瑟斯对此未必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中还要谈到。
对作为米瑟斯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也需重新审视。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人口爆炸、环境恶化、非再生资源耗竭等危象提示我们，人口与生存资料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缺陷似乎不在于他的命题，而在于他对命题的论证。他的论证要点无非是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增加，生存资料的增长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生存资料的增长永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当达尔文认为自己的进化论得益于马尔萨斯的启发时，马克思批评道：“达尔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的对立上面。” 马克思看到了达尔文应该看到而没有看到的东西。确实，既然所有生物从而作为人类消费对象的动植物同人类一样都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倾向，马尔萨斯的论证就是不成立的。但是，驳倒马尔萨斯的论证，不等于取消其命题的合理性。马克思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尽管其它生物同人类一样有着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倾向，但人类处于生物食物链的顶端，其它生物的食谱中没有人类这道菜，而人类的餐桌上则摆放着几乎一切可以食用的生物。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没有天敌的人类对其他生物的压力是单向的，其他生物除了以“短缺”来反馈这种压力，别无他法。因此，即使其它生物按几何级数增长，总有一天无法填饱人类按几何级数增大的胃口——如果人类不设法控制自身繁衍的话。
难以就米瑟斯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劳动乐生及固定分工的消除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批评提出反驳意见，不等于我们赞同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米瑟斯认为社会主义断不可行。社会主义者从这些批评中应该引出其他结论：或许社会主义应该探讨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建设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