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斌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摘要］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既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又因其历史局限而存在不适应性。只有站在时代的和历史的高度，对它加以细心清洗和现代转换，才能使之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

［关键词］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现实意义、历史局限、现代转换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理论热点。笔者注意到，在关于上述的诸多论著中，当前存在着片面强调乃至过分拔高传统和谐思想的积极意义而忽视其消极影响的现象。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既给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以积极的启示，又存在许多历史的局限，必须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对之进行现代转换，才能使其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启示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不仅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美好追求，而且对和谐的本质、和谐的价值以及和谐的实现路径等问题作了丰富而深刻的阐发，至今仍然显示出迷人的思想魅力，对当前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首先，它提出了和谐的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中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极具代表性。在中国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设想过和谐社会的方案。这些描述和设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精神鼓舞作用。

其次，它揭示了和谐的本质，丰富了我们对和谐内涵的理解。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揭示了和谐的本质就在于不同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统一与平衡。其后孔子的“万物并育”，进一步从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角度揭示了和谐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此外，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还从人我关系、人人关系、天人关系等方面，具体阐发了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统一与和谐。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多样性，从容面对日益凸现的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次，它阐发了和谐的价值，启发我们关注社会和谐问题。孔子提出“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和谐的价值。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君子与小人之别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和谐的社会价值。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则从人心向背和民众团结的角度阐发了和谐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高度重视当前的社会和谐问题，深入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从而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它设计了实现和谐的思路，为我们追求和谐提供了路径启示。在治理手段上，韩非重法治，提倡令行禁止，而孔子重道德教化，提倡“道之以德”，两人思想的现代启示在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德法兼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提倡“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老子追求“天人合一”，这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要注意维护生态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在对待贫富差距问题上，老子提出“以有余以奉天下”，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就是要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为广大老百姓所熟悉的“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无过无不及”等古训，则分别从自我心理调适、人际关系协调以及处理问题的尺度等方面，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适应性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虽然它因时代和提出者的不同而在侧重点和具体主张上也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其一，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植根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社会和谐思想必然要依赖并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与农业社会有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普遍存在的小私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传统和谐思想得以产生的经济条件。因此，“男耕女织”、“田园牧歌”是其对社会和谐的典型描写，“重义轻利”、“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其基本的价值观念，“重农抑商”是其重要的理论主张。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乡村的寂静早已被机器的轰鸣打破；先富、快富已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断遭到人们的批判；商品交换、现代物流发展迅速，无商不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情况与传统和谐思想的价值理念发生直接冲突。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外部不经济等问题，也超出了传统和谐思想的理论空间。

其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主旨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及其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要求不相适应。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提倡以民为本，希望统治者“爱民”、“惠民”，归根到底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可以说，维护君主统治及相应的宗法制度，是它的主要价值目标。宗法制度必然衍生出等级制、家长制和人治传统，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也因此寄希望于圣君贤相、清官廉吏，极力提倡“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并以此来实现社会和谐。很显然，这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民主精神和法治要求格格不入。当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和谐，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

其三，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色彩，与当前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虽然有时也从“阴阳相生”、“有无相成”等角度注意到和谐的动态存在，但片面强调“安分守己”、“小富即安”和“知足长乐”的倾向占据了主导，“标新立异”、“卓尔不群”等品质长期遭受贬抑，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否认发展的形而上学和谐观，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停滞的理论折射。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的。就外部而言，世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化时期，科技、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相互交融和激荡，其变化之巨、之广、之深、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从内部来看，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重要机遇，也必然带来空前挑战。很显然，如果沿用传统和谐思想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无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其四，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不相适应。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虽然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出现过短暂的、一定程度的繁荣与和谐，但从总体上看却长期处于不和谐状态。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正是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理论反映，表现了人们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但是，从根本上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既没有揭示出不和谐现象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指明实现和谐的基本路径，往往脱离现实而陷入幻想。此外，它还不时流露出对“小国寡民”、“世外桃源”的留恋和向往，带有比较浓厚的消极色彩。因此，它是一种带有浓厚空想主义色彩的和谐观。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虽然这一本质目前没有得到充分展现，我们还面临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逐渐展现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奢望和谐，不能回避矛盾空谈和谐，而要一切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社会矛盾运动中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从经济社会发展中探求化解矛盾的方法。

三、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转换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新问题，实质上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个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表现。而讨论现代转换问题，自然会涉及为什么要转换、何以能转换、如何来转换等基本问题。

对于现代转换的必要性问题，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如果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将之用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势必产生许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由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存在着种种历史局限，它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要求，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和历史的高度，对它加以细心清洗和现代转换，才能使之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转换的可能性主要在于它与现实的内在关联。一般来看，现代性乃是由传统性发展而来，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传统不单指过去存在的东西，传统文化就体现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起着作用。具体而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它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这是它与现实的对接点，也是其能够实现现代转换的基础。

对于如何来转换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和谐思想）的关系问题。我们并不赞成将传统文化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做法，因为那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取消传统文化。我们一再提倡马克思主义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但这主要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还不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可取的做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从内容和形式上改造和革新传统文化。对传统和谐思想而言，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舍弃其带有历史局限性的观点，赋予其新的符合实际的时代内涵。

具体而论，要努力实现以下四个面向：第一，面向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和谐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和谐思想历来是重义而轻利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和利益是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传统和谐思想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必须重新考量义利关系，克服重义轻利的片面性，实现重义与重利的统一。第二，面向人民群众。在个体尚未从社会共同体独立出来的社会状态下，为了维护宗法制度，传统和谐思想历来提倡为国家尽忠，重集体而轻个体。当前，人民早已成为国家的主人，个性自由也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个体利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面对这种情况，传统和谐思想必须重新研究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克服重集体轻个体的片面性，实现个体与集体的统一。第三，面向社会发展。在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停滞的情况下，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和为贵”，为了求和甚至不惜贬抑竞争。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和谐思想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克服重求和轻竞争的片面性，实现竞争与求和的统一。第四，面向现实矛盾。如前所述，传统和谐思想习惯于抽象地谈论矛盾，往往脱离现实来谈论和谐。因此，传统和谐思想要想增强理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就必须克服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局限性，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