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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柔锦: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2018年01月30日 17:17 耿静静 点击:[]

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所代表的观念系统,是在改造自身和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他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现在流行的文化概念完全不同的人类文化结晶。因此对他的任何阐述都必须还原到他产生时的人类社会环境中,还必须以符合其自身的思维方式、观念等进行,否则就不能完全地理解他的深奥的内涵。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无论在对自然宇宙及世界的认识、还是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上的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切都反映在其文化、艺术、建筑、雕刻等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上。

其最具有标志性的可以认为是对社会稳定的强大的控制性上,这一点使他几千年来虽然经历过不少社会性的腥风血雨、沧海桑田,但都没有从根基上完全动摇过。他现在成为了世界四大发明发祥地唯一的健在者,他孕育的民族现在也是一个正在生生不息地发展的人类群体之一。如此,作为人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研究他,不探索他深层次的缘由,特别是作为这个民族现存的后裔们。

经过中国社会近代的巨大变迁,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革命家以及社会民众都投入到过这个社会的革命性斗争中。对自身民族以文化为主的观念系统也进行过一层一层地,由浅入深地研究——批判、继承、发扬,并且引进运用世界人类的文明观念——军事、政治制度、科学、民主等等。这样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资本主义社会,能支撑这样几千年的历史的中华文明最基本的,就是其拥有西方社会不曾有过的“社会伦理体系”——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由其演化形成的儒教为主,辅之以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和从印度传入的佛学及其演化的道教、佛教共同体系。

通过近现代学者们的潜心研究,能证明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甚或佛家,在其创立之前,都已有了许多比较系统且抽象的理性认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代表——儒家,其创始于孔子,但孔子也是继承了先秦三代的思想,尤其是商代关于“孝”观念和行为方式,西周的敬天保民、德政和礼乐观念,在中国特有的二重性社会结构(血缘家庭和农村公社相结合)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哲学范畴及其行为方式。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伦理,提出要养成“浩然之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因的高尚情操和英勇气概。宋明理学其实质上是对孔孟之道的一种扬弃,因为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理学援佛入儒,强调心学,对“天理”、“人欲”等范畴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和阐释。但其基础仍然是孔孟之道,在道德伦理方面更多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修养观念和道德实践。这些就成为近世中华民族道德伦理理念和行为方式的直接源泉。①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道家是指先秦诸子中以“道”为学说核心内容的学派,他在实质上是秉承于传说中“黄帝”的思想的。自老子集大成创立道家,著述《道德经》后,庄子亦以“道”为指向,后世并称为“老、庄”,战国、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则是其演变的结果。②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创立的宇宙本体论,通过对由来久远、具有神秘性的传统“天道”观念所做的思辨性的哲学净化工作,把哲学本体“道”,提升到“家帝之先”的位置,从哲理的高度对自然宇宙做了探讨和对社会斗争、人事经验进行了总结。使其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一,并且深入到其生命哲学和生命科学内,指导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发展、进化。他进一步补充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理念和行为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认为其是儒家思想在深层次上的源泉,因他在自然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下,对人体耗散系统的自然性方面做出了深刻地阐述。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释迦牟尼创立前,印度社会内已经存在着与之有一定关系的类似阐述。佛教从汉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这个过程就源源不断地进行着,并经过了与儒教、道教的对话、竞争、碰撞直至交融。佛教就已经不仅仅是在义理、律仪方面的简单移植了,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科学、艺术等方面在内的文化形态的全面渗透与铺展。佛教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种宗教的传入,而且是一种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的对话、碰撞和交融。③ 致使佛教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思想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在更细微的层次上阐述了人体耗散系统的自然进化性,以及如此进化的最终结果,从而完善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理念和行为方式。

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他们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厚,民众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方式等,都已深深地烙上了他们的印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家庭日用起居、身心修养,无处不渗透着这三教的影响。

在这三教中,儒家以人的伦理道德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等社会性观念来强化社会对其中的人的存在性和价值性的认同,在一定层次上可以认为研究的是社会性人的自我道德完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样就有可能让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得以被自身周围的大多数人所认同,从而可能获得尊敬、威望,甚至官爵等等。与儒家文化不同,道家文化的出发点就是他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然”,比较两家的自然观不难发现,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家文化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要求社会性的人对自然宇宙物质性生活、生产等资料适度占有:清心寡欲、自然无为等,以此获得人体生命的延长、质量地提高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彼此间的和睦相处。佛家的人体性表现的更是明显,佛家学说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目的就是寻求人类生命生、老、病、死的解脱,其更是明确地要求人的行为方式、观念等必须趋于善良、仁爱万物,甚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来解救苦难之人,证悟真理。

可见,三者都把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后果,作为评判耗散性人的标志性变量。通过对人体行为、思想观念等的自我控制是其共同点。这种自我控制的结果,都是得以完善自我。儒家完善的是社会性的自我道德,以达到操行上的君子、圣人,人类群体或社会得以实现大同的境界。道家完善的是自我的人体生存境界——升仙得道,成为贤人、真人、圣人,与日月同在,人类群体或社会得以消除烧杀抢掠,达到人人和睦的和平社会。佛家则通过戒、定、慧以修炼自身,得到大智慧,证悟人生和宇宙真理,达到灵魂不灭,从而个体,群体或社会全体得以解脱生、老、病、死之苦难和生死轮回。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在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以人体个体的进化为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虽然,道家和佛家最终成为了宗教,但其最本质的核心内容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追求人的完善化、高级化,只是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们只要辩证地看待儒、道、佛三教的内容和形式,就能够发掘出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内容,并用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进化。为此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论来评判这三教的内容和形式。

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只是在社会性的层次上阐释了“孝”、“仁”、“义”等意义。现在可以表述为,就是只说明了这样做对维护王朝(国家)、血缘性宗族、家族及地方性社会群的稳定、有序发展的社会性意义,而没有阐释清楚他对社会内个体的发展和进化的意义。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地确立,只是适合于确立、维护、巩固和加强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制社会。

儒教,不论其是否吸收了佛教的“心学”等内容,都只是其基调上的衍化性发展,是不能完全脱离、甚或超越他自身的基调所表述的内容。除非深入到其“孝”、“仁”、“义”等的基石上,把他的这些基本教义用现代科学理论重新阐发,阐释清楚这对社会个体的人体耗散系统的发展进化——耗散性分支跃迁有何重大意义,如此才能超越其自身,才能为现代社会所用。否则现代社会无论如何应用,如:冠以什么“传统文化的精髓、宝贵财富”、“民族传统精神”、“传统美德”等等,都只是徒在形式上的借用而已,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进化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效果。

道教(道家)本身的生命观就有追求个体生命的质量,考究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的趋向。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有关生命的基本观点比比皆是,生命本原的气一元论、生命运动的阴阳调和论、生命形态的形神合一论等等,道家对生命本原的认识导致了道家发展出以“道”为本源的“道本论”,并崇仙、喜道、重生、乐生、好术,发展出了“炼丹术”、“导引”等等方法来发展现实人生。以此,人体耗散系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探索、追求健康、长生和生命在自然宇宙中得以获取自由的途径。

道家关心自然,研究自然并获取有关自然知识,道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贡献。但这一切的根本目的都只是为人体耗散系统在自然宇宙中的自主进化服务,不是用来满足人类社会的社会物质性发展的。因为道家认为人体耗散系统只要归就于自然宇宙的进化历程中,他的社会性发展也就完成了。因为社会性的发展对人体耗散系统在自然宇宙中的进化有很大的阻碍,人类社会生产出大量的物质性、精神性系统,而人对这些的贪欲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迷恋、痴迷观念和行为等,都对人体耗散系统的进化有巨大的影响,会严重妨碍人体耗散性的完善化、进一步高级化,甚至耗散分支的高级化跃迁。

佛教在其创立之前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人的论述,佛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奥义书》,吠檀多主义等古典印度哲学的产物,他继承了对人的探索性理论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佛教的“四苦谛”——生、老、病、死,“八重道”——正见、正心、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都是对人体耗散系统在自然宇宙中进化的详尽阐述和特殊要求。人体耗散系统只有认识到“四苦谛”,并进而主动采取“八重道”这样的方式要求自身,才能证悟人生及宇宙真理,解脱生老病死的苦难。

在人体耗散系统的层次,实质上生老病死就是系统的进化过程中的几种耗散性的表现。生是人体耗散系统以物质、能量、信息三层面共同体出现在自然宇宙耗散系中;老是人体耗散系统物质能量信息吸收累积后,在自然宇宙大演化背景下,系统在物质层面与能量信息层面的进化性分化产生的;病是人体耗散系统在吸收累积物质能量信息的进化历程中,正熵的吸收累积大于负熵,造成系统内部分的子系统耗散性降低,有序化水平失衡,肌体内各组织、脏器等的不均匀分布紊乱,引起肌体的整合性、协同性不稳定,从而在人体耗散系统上表现为物质层或能量信息层的时空性紊乱,即肌体的器质性或功能性障碍;死是人体耗散系统经过一定的时空性演化后,在自然宇宙大背景作用下,系统性与更大系统间的协同和整合性的结果,其耗散性得以发生分支跃迁的必经之路,也是系统耗散性进化或退化的分水岭。经过死的过程,人体耗散系统就可以在自然宇宙的耗散分支式上向高级或者低级方向跃迁,完成自身的演化过程。

当然,对于三教而言,并不是如此简单就可以论述得清清楚楚的,但至少在其核心层就拥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必须很谨慎地进行这种文化性的批判,以历史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他们,运用当代科学理论阐述他符合现代社会和科学的核心内涵,尽早重新构建起现代社会需要的社会文化体系。

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否认为其实质上就是属于人体科学范畴呢?这是很显然的。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显示出,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如何有序地治理、控制人类社会,那就是用社会性语言把个体生命的自然进化性表述出来,让每个个体从精神意识层面自觉地履行这一系列拥有很深内涵的表述。这就是使个体生命耗散系统,从观念系统到行为方式都能毫不抵触地执行他,因为这与自身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这只是社会性意义的,现代社会中,他的内涵就不仅仅是社会性的了,更应该加入更高级、更根本的意义,就是人体耗散系统及人类社会耗散系统在自然宇宙中的进化,在其耗散分支式上的耗散性分支跃迁,达到更高级地耗散分支上,甚至于演化的混沌态内。

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恰当地说明了,只要能控制住社会的主体——人,则人类社会,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民族、国家都可以比较有序地得以发展进化,跃迁到一级比一级高的耗散性系统去,完成在自然宇宙中的演化。

撰稿:耿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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