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与除第二产业占比之外的指标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显著程度依次为年末就业人口数、年末常住人口数、第三产业占比、高等院校数量，但与中职学校数量为不显著的正相关。人均生产总值指标与第三产业占比、年末就业人口数以及年末常住人口数呈现不同显著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高等院校数量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占比与教育资源、人口结构的二级指标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与中职学校数量指标不显著。高等院校数量指标与人口结构的二级指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不难发现，产教融合型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教育资源水平、人口资源水平等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成为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
（一）强势的经济基础驱动
在当今中国经济版图中，产教融合型城市以其卓越的经济表现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与教育创新的重要引擎。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平均GDP处于绝对领先水平，达到10454亿元，位居当年全国城市GDP排名前8.6%位次，远超当年全国地级市GDP均值4023.17亿元。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这些城市在经济规模与实力上的领先地位，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强势的经济基础是产教融合得以深入发展的坚实后盾，高水平GDP不仅代表着这些城市拥有更为雄厚的财力资源和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还意味着它们能够调动更多资本与资源投入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中。这种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为产教融合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研项目资助，从成果转化到创业孵化，无一不受益于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广东省为例，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该省在2022年GDP总量高达129118.60亿元，超越第二名江苏省GDP总量6243亿元，该差距近乎是当年海南省的GDP总量；2022年广东省GDP总量是当年全国GDP排名位次最低省份西藏GDP总量的60.5倍。其中，深圳市与广州市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经济龙头，其2022年GDP总量均突破2.8万亿元大关，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分别位列除上海、北京和重庆三个直辖市外的第一和第二名。这些成就不仅巩固了它们在国内外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更为两地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撑。在这两座城市中，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和文化创意园区等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与城市的功能区紧密相连，共同构筑了产城融合新生态。这种高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基础性驱动力量不仅直接体现在 GDP总量上，城市空间分布差异也间接影射了经济发展程度对产教融合型城市生成的影响。进一步观察全国范围内产教融合型城市分布，可以发现，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内陆的省会城市，而西部地区相对较少。这种空间分布特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布局和区域发展差异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东部沿海的杭州市为例，其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8753亿元，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名列前茅（第9位），而其周边城市如宁波市和常州市也表现出色，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9000亿元，分别位列全国第12和25位。这些城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产教融合型城市中的佼佼者，为其他地区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二）强大的产业动力支撑
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建设，无疑受到行业产业的强势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产教融合提供了强大动能。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处的上海市为例，汇集的15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在数字农业、智能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有效构筑，更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与动力保障。此外，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跨域整合，也实现了“教”与“产”的紧密对接。比如，数字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将农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农业生产流程，提高农业产值和效率，为上海农业现代化发展赋能增效。由此可见，产教融合型城市主要以某一主导产业为核心，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还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主导产业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作用，能够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中，形成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
第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许多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通过振兴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据统计，全国地级市第三产业占比2013—2022年均值为44.13％，而产教融合型城市均值为48.71％。通过比较不同产教融合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数据，不难发现一个共性趋势：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占比逐年加大。产教融合型城市凭借先进的科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本涌入，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支持力度加大，以及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心，第三产业从传统的旅游、餐饮、零售等服务业向新兴的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产教融合型城市，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以青岛市为例，2022年该市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62.0％，在同年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中位居第四。青岛市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和交通网络，建立多个大型物流园区，吸引多家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进驻，通过发展现代物流业，助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雄厚的教育资源优势
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离不开雄厚的教育资源支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可以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进而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创新型、实用型人才。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后期整合的数据得出，截至2022年底，全国产教融合型城市拥有高等院校数量584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的19.4％；中职学校数量910所，占全国中职学校数量的12.6％，其中河南省郑州市所拥有的中职学校数量最多，具备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在东部沿海地区，青岛拥有多所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截至2022年底，共有24所高等院校和52所职业院校，这些院校共同为青岛市的产教融合提供教育资源保障。青岛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市内职业院校与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等多所院校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拓展了其教育资源的辐射优势，提高了产教融合在全国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产教融合型城市雄厚的教育资源优势同样体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成功实践上。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中拥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城市达到9个，其中，依托于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和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共同牵头建设的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联合体，共搭建技术服务平台18个、共建实训基地27个、建设大师工作室9个，校企合作形成技术研发成果237项，整合了包括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在内的11所院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产教融合提供了坚实支撑。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在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了实体化运营的全国首家机器人非标产品定制的“共享制造工厂”。该工厂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业孵化+技能培训”于一体，为京津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提供共享服务，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同步跃升。未来，该联合体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为唐山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高端的人才资源红利
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中，人才资源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城市深知人才是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入驻，致力于打造优质发展环境，以留住各类人才。
以常州市为例，常州在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存量与比较优势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人才资源优势。首先，从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存量来看，常州拥有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且高技能人才占比较高。相关数据显示，常州市在“十四五”期间明确提出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计划五年内新增技能人才15万名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5万名。到2025年，全市技能人才总量预计将达133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数量将超过40万人，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量将达到1400人以上，这一数据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2022年以来，常州市坚持从“政策创新突破”和“服务保障提升”两方面发力，努力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截至2022年底，引进各类人才近10万名，新增高技能人才1.2万名，显示出常州在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储备上的强劲势头和坚定信心。其次，常州在高端技能型人才政策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样突出。一方面，常州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体系，教育与产业实现了无缝对接。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另一方面，常州在人才引进和留用方面也采取了诸多创新举措，如实施高层次人才“双岗互聘计划”、建设人才公寓、提供“生活居住双资助”等，这些措施有效吸引了大量高端技能型人才来常创新创业，并增强了人才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杭州市则通过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目标，积极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和创新资源，如外籍院士、海归博士、快递小哥、农创客……不同身份的背后，是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杭州给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待遇支持。
（五）积极的利好政策支持
地方政府层面对产教融合的高度重视与全面支持，以及持续出台的利好政策，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发展的关键动力源。这些城市积极响应国家产教融合的号召，精心策划并高效执行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改革措施，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地的产教融合水平，更为全国范围内的产教融合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先行示范标杆。以天津市为例，其出台的《天津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便是全国范围内首个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明确提出包括加强校企合作、优化专业设置、完善实训基地建设等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渠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天津市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为全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发展树立典范。
广东省与浙江省在推动产教融合方面同样展现了高度的前瞻性与针对性。广东省出台《广东省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明确聚焦于“提高产教协同育人和创新能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旨在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而浙江省的《浙江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则强调了职业院校布局与专业结构需紧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性，致力于通过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实现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服务与对创新高地建设的积极贡献。两省的政策文件，均以其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发展的推进策略
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形成的动力因素不仅构成了城市由物理空间向产教融合型空间转型的内在驱力，还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应进一步激发五大驱动因素的内在潜质，通过强化经济建设、发挥优势产业、整合教育资源、转化人口红利、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教融合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一）夯实城市经济实力，筑牢产教融合发展基石
在中国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实力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压舱石”。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能够更好地汇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为产教融合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
为此，首先，要聚焦新兴产业，回应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出迫切要求。产教融合型城市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当积极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以创新为驱动、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减少对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传统产业的依赖，有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厚实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产教融合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其次，保护中小企业，激发经济活力。城市应大力培育与保护中小企业这一重要市场主体。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其活力与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繁荣与稳定。城市应该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税负压力。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建立大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对接会、研讨会等活动，促进信息互通和交流合作。
最后，强化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科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强化科技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产教融合型城市应聚焦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技术高效转移与成果转化。通过搭建合作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攻关，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制定详尽的技术转移转化计划，利用多元渠道精准对接市场，确保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与经济效益提升。通过强化经济实力，促进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升教育与产业的各自效能，并在两者之间构建起一座桥梁，实现知识、技能与创新的深度融合与共享。
（二）精准定位主导产业，引领全产业链产教融合
精准定位主导产业方向，打造完善的产业链条，是实现产教融合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要精准定位城市主导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产教融合型城市应结合自身在自然资源、人文环境、特色产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进一步挖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及未来发展趋势，形成新的增长点，科学确定主导产业方向。其中，产业基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现有产业规模、结构、技术水平及市场竞争力等。在此基础上，城市应密切关注国内外市场动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以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产业发展趋势，如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等，以便在主导产业选择中融入前瞻性元素。在必要的时候，城市还可以综合运用SWOT分析等方法，清晰地辨识出哪些产业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并彰显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哪些领域亟需采取措施以克服既有劣势或有效规避外部风险，识别出哪些新兴机遇值得深入探索与把握，以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合作交流，打造完整产业链条。在产业集群内部，推动生产、加工、服务的一体化。城市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围绕主导性支柱产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供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的全方位服务。这种一体化模式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增强企业的市场响应能力和客户满意度。同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不但可以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而且还能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例如，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工业可以加工农产品，进而拓展到服务业进行消费和技术服务，通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可以形成更加紧密和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以产业的完善与协同为产教融合注入强劲动力，为产教融合的深化与拓展提供全产业链条的支撑平台。
（三）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激发协同创新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型城市应积极整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共同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
其一，明确协同发展目标与定位。基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明确“三教”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确保各项措施与城市发展战略相契合。职业教育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专注于培养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技能型人才；高等教育应承担起知识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任，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引领；继续教育则致力于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帮助个人不断提升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以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其二，推进职普融通，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强化职业实践、职业规划教育，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式，增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职场的需求。加强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与贯通，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和机会，满足他们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需要。
其三，加强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提高产教融合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应运而生，为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提供了可能。产教融合型城市应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手段，推动教育教学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通过建设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于一体的在线教育平台，实现“三教”课程资源的共享与互补，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为更多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要发挥教育功能，形成教育协同大局，各类教育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撑，共同为城市的产教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驱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发挥人口资源优势，赋能产教融合发展动能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然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背景下，单纯的人口数量优势已不足以支撑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人口红利有效转化为人才红利。
第一，完善人才引进政策，打造高端人才队伍。城市需要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政策，通过建设高品质的人才社区，提供便捷的交通和优质的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提高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尤其要聚集创新型人才与科技领军人才。
第二，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青年后备人才。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产教融合型城市应充分利用城市的人口集聚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通过政校企联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强化企业实践技能训练，培育不同行业领域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及大国工匠，赋能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促进人才集聚与流动。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城市应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文化氛围等软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的综合吸引力和竞争力。通过建立人才服务综合平台，提供包括政策咨询、项目申报、落户安居、教育医疗等一站式服务，让人才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到温暖和尊重。总而言之，产教融合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举措，需要通过持续的政策创新和实践探索，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人才红利，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五）强化市域政策驱动，政府引领产教融合新格局
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不仅是调控者，更是引领者和推动者，始终占据组织规划功能的核心地位。产教融合型城市要积极发挥政府的组织规划功能，通过政策驱动引领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首先，要确保政策制定的长远性与科学性。一方面，市域政府需依据国家战略方针，结合本地实际，将产教融合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举措、支持方式、实现途径等，既要满足当前发展需求，又要谋划未来发展空间，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合理调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专业结构，满足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需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科学统一。
其次，市域政府需加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政府应以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出一套系统性的政策框架，明确各类政策的定位与功能，确保政策手段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定期会商与沟通，保证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等各个环节中各部门能够打破壁垒，充分交流意见、协调立场，从而促进政策话语的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形成推动产教融合型城市发展的强大政策合力。
最后，市域政府必须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与动态性。尽管有些城市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中需要一定时间，但也要注意政策跟进的及时性、有效性，以在产教融合发展中抢得先机。因此，市域政府应建立健全政策执行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并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迅速、准确地传达到基层各单位；同时要建立严格的监督问责机制与政策调整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与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问题，及时调整优化政策组合，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不变形。总之，通过政策的长远规划、系统协同和动态调整，产教融合可以打牢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确保各环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政府引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行业指导的产教融合新格局，进而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