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2007-10-23 王长乐
高考作为将人类社会长期而艰难追求的公正原则制度化到社会中的一项教育活动，曾经犹如一个美丽的天使，给社会带来了公平、公正、文明、希望。然而，曾几何时，这只美丽的天使却像身披层层尘埃的小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蓬头垢面。事实上，在当下的考生及其家庭中，可以说很少有人会认为高考只是学生由中学到大学之间的一个普通环节，是无须为此兴师动众或孤注一掷的。而基本上都认为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战斗”，一次决定考生命运及其家庭未来生活品质的特殊的“战斗”。
公正：高考恢复后曾经闪耀的光环
恢复高考制度，使数十万长期在文化沙漠中茫然的幸运者，在离开学校十年之后意外地踏进大学的校门，并且为更年轻的学子们开启了长久的大学之门。而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者，也赢得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尊敬和拥护。所以，自从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人们对恢复高考制度决策的歌颂一直就没有中断过。而今年作为高考制度恢复的30周年，更是从年初起就活动不断。那些沐浴过高考雨露的幸运者们，或者现身说法，或者撰文礼赞，其热烈形势甚至使人怀疑，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高考制度的批评是否找错了对象。
而综观几十年来人们对高考制度恢复的赞赏，其更深层次的意愿是，对自己内心期待的社会公平、公正、文明、正义原则落实行为的肯定和支持，对人类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长期湮没后被恢复时的喜悦和欣慰。因为高考制度相对于此前的“推荐制度”而言，其在高考的过程和结果方面都体现了社会性的公正和公平。事实上，在最初恢复的高考制度中，是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选拔英才的功能和意义的，高考的具体过程也是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其时的考生们可以说完全是凭着真才实学进入大学的，而大学也是名副其实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并且是真正地成为当地的知识、文化、文明中心，成为莘莘学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圣地。虽然当时的大学在整体上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其彰显的教育精神、传承的学术薪火，却是真诚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号召力的。而社会也因为实行了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而显得美好、有序、生机勃勃。
总结其时高考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神圣地位的原因，可以说完全是得益于恢复了的高考制度向社会传达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蕴：一方面是通过高考活动肯定和保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诚实劳动，弘扬了积极向上、刻苦努力的学习和教育风气。另一方面，是向全社会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要尊重社会各方面的客观规律，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教育是一项具有自身特殊目的和规律的专门化事业，因而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应该是教育领导和管理活动的基本原则。
功利化：被社会多重功利诉求扭曲的高考形态
变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高考也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在变化。只是高考的变化，不是越变越接近教育“使人成人”的本质，而是越来越远离其本质，滑向教育本然的价值趋向的反面，越来越功利化。在政治方面，高考长期被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制度，是社会显现公平、公正的制度和文化依据。在经济方面，高考已经成为社会性的人力、智力资源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社会分配原则实现的重要途经，社会则围绕高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高考经济。这种经济既有合法的形态，比如各种围绕高考的补习学校、补习班，高考辅导材料的印刷及销售等；也有非法的形态，比如高考移民、高考枪手、招生寻租等，而在高考移民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外移民的现象。而高考在事实上还被当做经济杠杆，参与解决国家的经济难题(比如扩招决策的动因就是经济原因)。在文化方面，高考则既温情地复演着历史中的范进、孔已己现象，用“知识改变命运”的美丽口号，普及和加深着“学而优则仕”及“高考改变命运”的观念；又以几乎是全民性的诚挚和热情，显现着高考在“民意”方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且预示着应试教育的未有穷期.
从教育内部看，高考既直接引导了中学教育的方向和模式，成为中学教育的主旋律；又间接地引导了小学教育的方向和模式，造成普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应试教育的事实。而在应试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为考试而学习，教师为应对考试而教学；学生追求考试的成绩，教师和学校追求高考的升学率。而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机关所制定的高考升学率奖惩制度，则不但使中小学校中的追求升学率行为合法化，而且还以此作为中小学校领导人升迁或降职的依据，使应试教育更加具有了精神动力。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的共同促进下，学校普遍追求的不是学生的健康人格养成和文化素养提高，而是高考或其他最终要归结到高考上的升学率和考试优秀率(比如中考)，学生成为只知考试、只会考试的学习“机器”。另外，高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促使有些高校在适应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蜕变为高级应试教育。
从教育外部看，高考强化了社会本来应该淡化的文化及身份差别意识，其内蕴的名利期待使高考成为一项影响面极宽的社会性大事，致使每年高考期间社会许多方面都要兴师动众、全力以赴地应对高考。城市中的交通、城管、教育部门都要全力以赴地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考卷的运送和保管甚至要动用公安部门。而为了表示对高考的重视，高考期间各地主管教育的领导必然要到考场进行视察，媒体要派记者进行现场报道，气氛之热烈与隆重，俨然一次教育的盛会。
在社会各方面功利性追求的驱使下，近年来高考表现出的强烈的功利意义，可以说已经遮蔽了高考本身内涵的公正意义，也遮蔽了高考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除非人们承认应试能力强者就是人才)的意义。所以，虽然高考中内涵的公正意义还在，但已经不是高考所能够发挥的主流意义了，只是高考的附属意义。因为一则在“高教大众化”的形势下，纯粹的上大学机会已经不十分缺乏，考生们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选择空间。二则是体现高考制度公正的“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原则，以及与此相连的“一本、二本、三本”院校及考生的划分，既使招生这一对高校而言极其重要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唯分数”的机械性活动，不仅高校和学生的个性特点都无法体现，而且使高校成为实质上的旁观者；又使我国高教应该着力发展的多样化教育生态受到抑制，使高校难以从“千校一面”的困境中走出，而功利化则自然而然地成为高考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
高考意义何以蜕变
诉诸教育活动逻辑，可知高考本来只是学生由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前进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与学生以往的考试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当把高考与高考“成功”以后的大学生前途及工作之后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高考便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高校选拔学生的活动，而成为决定考生命运的关键环节。因为高考作为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越工作条件提供为期待的社会活动，本身就包涵了浓厚的功利资源，那些通过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读书的学生，不仅在大学读书期间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拥有较多的机会和资本，社会上广泛传播的“知识改变命运”口号可以说就是对高考功利内涵最直接的阐释。
高考在此时虽然聚集了大量的功利资源，但这种“聚集”并没有改变高考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因为考生中的优秀人才被选拔，与国家建设需要优秀人才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而高考中内涵的这些功利内容，一是建立在国家培养人才的合理基础上并以公正的方式确定的；二是这种功利内涵是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且是有条件的，亦即是高考成绩优异者及在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者才有资格享受的。所以，享受大学的优越资源是要以他们辛勤、刻苦的学习和劳动为基础的。而考生家长们期望子女的好大学、好工作、好前程、高地位，也只是一种在遵循社会规则基础上的个人愿望。他们的愿望作为一种想法，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同样，中学中担任毕业生教学或班主任的老师，如果只是由于教学水平高、所教学生“上线率”高或考上名牌大学而得到了表扬奖励或家长的感谢，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基于以教学水平高而期待的各种奖励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学教师、高中学生及其家长追求高考好成绩的期待或行为，都不会导致普通教育演变为应试教育，不会导致高考本质的扭曲，因为他们都只是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其想法及活动都没有超出正常教育观念的范畴。而正常教育观念中的功利性内容，也是会通过教育内涵的淡泊名利品质有效地消解和改变的。换句话说，在教育活动正常的情况下，教育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消除掉高考背后的功利性资源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或消极影响的。这也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高考(虽然形式不一样)，但并没有形成类似我国的高考现象的原因。
审视高考意义变化的过程，可见导致高考意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领域中的一些政策及制度的影响。在对高考功利化意识的影响方面，其诱因可以说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干部“知识化”政策。该政策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相结合，造成不少人关注高考的着眼点，不是高考恢复初期的选拔英才功能，而是英才本身所包含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其政治价值表现为在“干部知识化”的潮流中可以“一步登天”，使许多知识分子突然被提拔为本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成为令人羡慕的“政治明星”。他们在政治地位变化的同时，经济条件也随之转变。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提级加薪要文凭、调动工作要文凭、人才招聘要文凭等现象，使文凭成为可以换取各种好处的“硬通货”。于是，中国大地上的“文凭热”产生了，追逐文凭成为许多人的迫切追求。而有些自己没有条件追求文凭的人，便把自己的寄托转移到子女身上，出现了父母要子女读书、父母强迫子女读书的现象。由于进入高等学校是获得文凭的先决条件，所以高考这个进入高校读书的关口便成为人们极端关注的“关键性目标”。
又由于社会在“重视文凭”的过程中仅仅是重视文凭，在许多时候并没有极其认真地检验当事人与文凭相联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从而给社会造成了“唯文凭”的误识，而人性弱点中的投机取巧意识，便促使那些被文凭欲火烧得急不可耐的人，利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情风”、“关系风”甚至“贿赂风”，制造出了许多教育腐败的现象。而为这些腐败现象提供机会的，一是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制定的许多“双重标准”政策，比如曾经延续相当长时间的保送生制度、定向生制度、委培生制度、单独招生制度等，都为高考腐败现象提供了条件。二是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对教育的腐蚀，使权学交易、权力腐败在教育领域中通行无阻，滋生和促进了高考中各种乱象的产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参与教育的乱收费活动，有的甚至还是乱收费现象的主导者或策划者。所以，可以说是体制与社会共同的功利性追求，导致了高考的功利化现象。
在对高考功利性行为的影响方面起直接作用的，可以说是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推行，教育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具有了为国家认可的正当性理由，高考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在履行为高校选拔人才职能的同时，担负了来自社会许多方面的利益要求。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将高考率及著名大学录取人数与学校的投资、校长升迁、教师奖金挂钩，给中学及教师形成了过度的压力。然而，这些要求最终都聚集在考生身上，营造出了一种“高考崇拜症”，似乎高考成功者就前程远大、高考失败者就前途渺茫。考生们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而在现实的教育模式中，这些教育内外部的功利性要求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一些中小学校中的制度和教育方式，对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本来应该是愉快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变成一种兴趣和爱好被压抑、想象和冲动被窒息、一切围绕高考活动的“应试”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所有国家高校几乎都要进行的选拔学生的考试，在我国却变成压抑学生身心活动的原因。
而仔细分析我国高考的发展历史及运行过程，可以说是由于政府对高考的主导和控制，既使高考这个教育界内部的活动演变为涉及社会许多方面问题的复杂性活动，又使高考承载了社会许多方面的功利性要求，从而演变为社会性的逐利现象。
因而我国高考现象的形成，可以说并非是教育正常活动的原因，而主要是一些社会体制性因素及力量介入的结果。因为社会体制性力量对高考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有益于教育的发展和进步的，但是这种介入必须要有一个限度——以不伤害教育的本质和宗旨为条件。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主导高考所形成的这种统一与僵硬方式，才使中学追求高考率成为可能。
试想，如果我国高校像美国的大学那样“各自”招生，就根本无法产生我国的高考现象。而这些体制性要素的追逐名利行为，虽然都有基于自己职责或职能的理由，而且并不直接表现为追逐金钱的行为，但其目的及目标无疑是非教育的，是与教育应然的目的异向而行的。由于它们握有指挥教育活动的权力，因而它们的需要和意志转化为指导中小学教育的政策或制度时，便成为学校及教师不得不执行的教育指令，并且直接引导着中学甚至小学的教育方向，成为推动中小学教育应试化的主要力量。而这些体制性力量与有些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名利期待相结合，既构成了应试教育的文化及社会基础，又加剧了高考扭曲的速度和程度。所以，造成高考意义蜕变的原因，应该说是教育之外的政府需要及被政府主管部门默认或纵容的一些中学的趋利行为。这样，高考便由单纯地为高校选拔学生的活动，演变为与教育内外部许多要素的利益密切联系的逐利活动；由恢复初期的社会公正原则的化身，演变为功利化的形态。
高考意义变化对我们的启示为：我国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所导致的政府主导高考的制度，使高考脱离教育本性向功利化蜕变成为必然。而高考消除行政化弊端的可行思路，是将高考还给教育，由高校自主决定自己的招生，而众多高校在自己信誉和命运约束下的“各行其是”，将构成高等教育的良性生态，也形成高教领域中的“规矩”，这才是教育以及高考的治本之策，舍此似无捷径可走。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