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第22期发表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章，强调“我国长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应该“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我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的趋势下，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数量庞大。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加剧，愈加凸显了高质量专业技能人才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围绕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是培养技能人才、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由之路。职业技能水平与人才质量的提升，千丝万缕地嵌入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并受到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切实影响或制约，构建一个动态循环的职业技能生态系统，其实就是整体性提升社会系统的运作效率和水平。因此，我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需要从整体发展观角度，瞄准政府、企业、教育等多个社会子系统的复杂关联性，将它们视为良性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本文在深入剖析当前中国职业技能发展状况及其多重动因的基础上，借用生态系统理论阐释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理论逻辑与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行动路径，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助力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职业技能系统的运行现状与多重成因
（一）多线分离：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缺位
长期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民众对非本科教育的普遍歧视，导致职业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低速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与职业技能息息相关的子系统间，内在关联较为疏远，无法形成一个紧密型、共生型生态系统，阻碍了我国职业技能高质量发展与职业教育现代化。
1.职业技能供需系统的“结构”错位
长期以来，政学两界均重视职业教育的市场供需失配问题，但其核心在于职业技能市场错位——劳动力系统学习和掌握的劳动技能与真正职业需求的技能之间并不匹配，甚至出现所谓“热门”专业的技能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而与此同时却是不少企业找不到所需技能的人才。职业技能的结构性错位是系统性、周期性的，仅依赖职业市场的自我调节往往造成过犹不及的另一种供需结构矛盾。因此，政府介入调节职业技能供需市场有必然的现实需求。
2.职业技能供给系统的“形神”分离
职业技能的组织性供给方在职业技能教授过程中存在重形式而轻内涵的现象，即十分重视职业技能培养的外在形式，如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而忽视了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等内在价值，主要表现为教育目标与就业需求相分离、教育价值与理想价值相违背、教育模式与学生需求相分离等。在国家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特别是企业办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如何打破职业教育“形式大于内容”“盈利大于教育”的局面，事关职业技能供给系统的实质性发展。
3.职业技能产教融合的价值“悖论”
职业技能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在规制化、体例化的教育过程中，学生以及待劳动者被形塑、期待为“创造性的劳动者”——重视被教育对象作为人的主体性，能够在劳动中创造性解决现实问题，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而产业或市场系统对职业技能劳动者的角色期待是“重复性的劳动者”——将技能劳动者视为机械性重复的生产者，甚至一定程度上视为机械设备的廉价替代品，劳动者无需发挥自身能动性，只需按部就班地运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之所以困难，一定程度上与此内在悖论有关。理论上“创造性的劳动者”并不排斥重复劳动，但在主体的价值期待上截然相反。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来看，把技能劳动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求。
4.职业技能实践中的“名实”冲突
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多重因素的桎梏，具体包括以往落后职业观念的延续、对职业教育转型的认知不足、对职业教育就业前景的担忧以及学历的社会认可度低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职业技能生态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乃至污名。现实情况是，我国早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国内广阔市场需求催生了大批职业技能劳动岗位。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与劳动回报在逐渐增加。而与职业技能劳动者市场需求扩张和地位提升同时出现的是普通高等教育含金量的逐年下降，核心表现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应该说，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一方面是职业技能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者收入的提升，另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无法适应、匹配劳动市场的真实需求，呈现出职业技能劳动者就业率、工资水平高于高校毕业生的现象，对比之下体现了我国职业技能生态中的“名实”冲突——职业技能劳动者在承受社会“歧视”的同时却有着不错的、逐渐上升的劳动待遇。从长远看，这种冲突遏制了我国职业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
（二）多重限制：职业技能系统分离的现实根源
多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推进职业技能规范化、高质量发展。2022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建设技能型社会”；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工资收入水平”。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体系逐渐成熟，但囿于多种原因，始终没有围绕职业技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生态系统，或者说一定联结程度的生态系统并未发挥相应的作用。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从属于职业技能生态系统，在其中主要扮演了职业技能输出者的角色，它连同职业技能需求者、协助者、协调者等，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统。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缺位，很大程度导致职业教育的制度努力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究其根源，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导致了该现象。一是职业技能生态子系统之间的信息失配。技能劳动者对企业技能需求存在误解。通常情况下，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信息依赖于同行、互联网、亲朋好友等，但他们很可能形成信息茧房或信息强化，促使劳动者无法全面掌握真实的技能市场需求，出现信息差距，从而错失技能适配。二是职业技能回报的集体偏差。职业技能的货币兑换往往存在一个长期性或周期性。就业市场对技能种类的需求及其待遇水平，某种程度上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类似，热门职业技能的出现，直接激增了后续技能学习者数量，而当他们毕业或获得职业技能证书后，市场需求可能趋于饱和，进而导致待遇下降，技能学习遇冷。另一些似乎冷门的职业技能极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就突然变得火热。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技能学习者早期工作回报率并不高，但随着他们在行业中工作年限的增加与经验积累，收入会显著提高。然而，不少技能学习者及其家庭较为短视，更希望通过技能学习获得立竿见影的收入回报。于是他们更希望进入一个周期短、看起来回报高的职业技能培训系统，这面临两方面风险：一方面是技能学习者因投入时间精力少而学艺不精，直接导致工作难以获得企业认可，另一方面是受到就业市场的波动。三是职业技能生态子系统之间的价值冲突。技能消费者、生产者、协助者等子系统间的协调运作机制包含了明文制度、潜在规范、社会道德等多方面，这些系统间存在的价值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行动冲突，塑造和强化了职业技能生态的隔阂。例如，在实际的技能传授过程中，“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就存在明显的对立，职业生产系统特别是职业教育学校，在主观愿望和客观课程设置上，试图让学生深刻理解技能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意涵、基本运作原理等，而职业消费系统更希望得到一个精通于机械重复或解决问题的劳动力。这种价值差异导致学生会将不少时间花费在搞懂技术原理上，而这在企业等需求方看来就是浪费时间。最终情形就是不管制度化还是市场化的职业技能匹配，均呈现一定矛盾性，无法互补。
二、构建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理论逻辑与基本框架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是由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视角，通常用于理解和解释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关系。其核心观点，个体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依赖，同时环境呈现为多个层次，不同层次间相互嵌套，构造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个体直接交往的微观系统、由多个相互关联的微观系统组成的中观系统、个体身处的宏观系统以及行动者没有直接参与但产生影响的外层系统。同时，生态系统理论还将时间维度纳入考察行动者变化的参照系，重视从动态过程角度分析和呈现行动者发展过程。随着生态系统理论从生物学、生态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重要分析视角之一。
该理论对构建中国职业技能生态体系具有较强的契合性。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生产者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治理者子系统、协调者子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系统共同构成的大型复杂体，包含了技能生产与创新、供需匹配、应用与升级等核心环节，其现实运作能够提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国民劳动素质水平。理论上，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应该维持一种紧密、通畅、互惠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塑造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中栖息物及其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
（一）作为职业技能生产系统的教育组织
职业院校、技术学校等技能教育组织，作为职业技能供给方，是体系化、标准化产出各种技能人才的主要机构。它们在以下三方面推进了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一是资源共享。这些机构与企业关系十分紧密，掌握大量实习实训和就业等资源，以区域为单元，促进单元内部技能教育与就业资源共享，既能提升职业技能教育水平，又能提高技能人才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效率。二是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职业技能教育组织通过与行业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和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实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和用人标准，从而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企业则能为学生或劳动者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提升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产教融合实际上就是职业技能供给或者说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的有机联结，是构建一个完全系统的轴心。三是政策制定与标准建设。职业技能供给组织因其工作技能的专业性和长期性，能与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合作，共同制定职业技能培训政策、职业资格认证标准等，推动职业技能供给体系的完善发展。四是职业技能教育的学术研究。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对相关理论、实践、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推动了职业技能供给（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创新、实践改进、劳动改革等。
（二）作为职业技能消费系统的企业组织
一是推进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企业组织通过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与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更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企业也培养了大量技能人才，这从宏观上看为社会发展储备了高素质的技能劳动力，微观上有利于人才的职业流动。二是与职业技能供给组织共同制定行业标准。企业等技能需求方在技能发展方向和种类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原因在于其背后是广阔的国内外劳动力市场，他们是最先接触和最终承接劳动技能需求的组织主体，有权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并维护自身与行业利益。三是搭建多方交流平台。行业和公司等需求方的技能劳动力来自多个方面，职业院校、技能培训机构、其他企业等，它们可利用作为职业技能连接点的“结构洞”优势，搭建交流平台，协助技能培训、就业、行业发展、公司需求等信息得以交汇。四是推动技能创新。从全球市场看，企业是推进技术创新与技能创新的主要力量。市场竞争无疑是残酷的，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紧跟潮流、推陈出新是企业开疆扩土、稳固市场地位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加工型、生产型企业组织，对生产技术与技能创新带来的成本缩减、效率提升，有着天然的执着，其主要方式是强化企业创新意识与文化、建立技能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创新性产学研机制等。
（三）作为职业技能治理系统的政府组织
政府系统发挥关键作用，其在构建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财政支持。确保准劳动者熟练掌握、应用技能是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我国职业教育是职业技能的核心生产者，作为公共服务，其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支持。同时，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激励职业技能的教育与转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就业市场劳动力技能的储备结构。二是政策制定。政府通过制定和颁布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标准等法规，引导职业技能生态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速度。一个良好的、适宜的扶持政策，会直接作用于职业技能培养质量的社会性提升，甚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快速攻关。反之，一个未经审慎思考的、自以为是的政策，很可能加剧职业技能的供需错位。三是监督管理。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大体存在两种典型的倾向：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在市场模式下，职业技能教育同自由市场一样，依赖成本收益原则，很可能造成企业低参与低投入等运行混乱的现象，加剧了技能市场的分裂。因此，政府对职业技能教育的市场化行为进行监督，是保障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不可或缺因素。完全的政府主导虽然已较为罕见，但应该提防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技能教育、培训以及应用的自我僵化。
（四）作为职业技能协调系统的群团组织
一是为个人、群体乃至技能生产系统协调资金支持和专业服务。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就长期发挥工会在培养技术型、创新型技术工人队伍的作用，推进职工全面发展，包括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职业技能创新活动、完善技能提升与创新的资金与制度扶持等；再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温暖工程”，为困难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其创业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二是调节子系统关系。相关群团组织作为政府系统与职业技能供给系统和消费系统的中间环节之一，一方面起到了纽带作用——收集、分析、反馈多个子系统的信息，打通信息壁垒与梗阻；另一方面发挥平衡作用，特别是平衡协调利益关系，当职业技能供给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等利益纠葛时，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能够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减少系统运作摩擦。三是落实团结引领职业教育群体的工作。思政教育理应贯穿技能教育与培训的始终，塑造会做人、会做事的技能人才，群团组织在统一技能教育思想方面具有优势，它们通过团结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传达党和国家的职业教育方针，凝聚职业发展的社会共识，以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搭建了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基本框架（图1）。
个体与行业企业等技能消费组织、职业教育等技能生产组织构成了微观系统，政府、群团组织等共同构成了中观系统，二者均处于复杂的宏观系统之中，其中教育理念、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职业技能的消费与生产，并且这种影响呈现为弥散性和定点性结合的特征，即既全面深刻制约职业技能的长期趋势，也制约某个特定个体和群体的技能选择。全社会的职业技能需求与供给是该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分别承载二者的是企业、行业等职业技能消费者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技能生产者，并且职业技能的使用与获得对职业技能需求与获得分别存在间接与直接的系统性影响；政府和群团组织规范化职业技能输送，协助和服务行业企业更好地市场化使用技能与人才。我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系统中任何一个“生态位”发生变化，都会波及其他生态主体，特别是技能需求的市场化变动，首先影响的是技能个体和技能培训机构，一旦大量技能劳动者就业期望降低甚至就业困难，进而会波及公办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与专业发展，给政府造成治理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府等主体都在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中，但它们的“生态位”却有差别。“生态位”原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而在生态系统理论中，“生态位”是指演化主体在生态系统中的结构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关系等要素的差异。在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中，政府无疑处于“强生态位”，即它比其他主体拥有更多话语权。这也意味着政府作为构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承担着“参与性治理”的系统功能——既为职业技能生产子系统、消费子系统提供资源，帮助乃至扶持其发展，也要出台相应制度，规范各子系统的不良行动，宏观上避免社会技能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链“瘸腿”。与“强生态位”对应的则是处于“弱生态位”的群团组织，其作为协调者子系统，存在于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三大子系统之间，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联结性缓冲。政府作为治理者往往会从整体、全面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会忽略某个群体、行业的特殊需求，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此时群团组织瞄准和甄别特殊需求，直接替代性满足需求或者将需求向政府传达并争取获得注意力和资源，最终以联结方式实现缓和矛盾或冲突。第二，引导。群团组织配合政府（国家）对职业技能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治理，引导职业教育组织、行业企业等，向既定政策、趋势迈进，在社会系统运行层面实现“上下一心”。第三，合作。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专业群团组织，直接与职业技能生产系统、消费系统开展合作，推进职业技能发展适应新形势。可以看出，群团组织在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中总体上发挥着辅助政府的作用，其在资源调用、权力设置、规则制定等方面以政府主导，因此处于“弱生态位”。生态位的强弱与子系统功能大小并不等同，即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关联的结构，缺乏任何一个子系统，整个生态都将走向枯萎。
三、构建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行动路径
（一）遵循“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辩证性建设思路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建设思路，征兆着政府与市场应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共同推动职业技能的繁荣发展。一是持续强化政策与技能市场的互动。扶持性的技能政策可以引导技能需求的市场方向，反过来，技能需求市场能有优化政策刺激效果，互促互进。因此，政策制定应该考虑技能市场的发育状况、发展动向，而技能市场的多个主体应积极利用政策机会加速自身前进。二是推进信息共享与协同服务。政府与市场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传递政策信息、就业市场需求和技能培训资源等信息。通过协同服务，政府可为行业企业等技能消费系统、职业教育组织等生产系统，提供政策咨询、培训指导和资金支持等一站式服务。三是促进监管与自律相结合。政府应加强对职业技能培训市场的监管，确保市场秩序和培训质量，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提高自律意识和诚信水平。四是构建技能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公正、透明的技能评价体系，激发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性，推进技能激励政策的设立，如技能津贴、技能奖励等，进一步推动技能生产系统以及技能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应该说，只有依赖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才能构建一个充满活力、高效有序的职业技能生态体系。
（二）推进职业技能供需的结构匹配
技能供需结构错位破坏了职业技能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根基，从中宏观层面扭转技能的市场性供需错位，是筑牢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步骤。一是推行技能需求分析与预测。定期开展企业技能需求调查，了解产业发展对技能需求的演变，分析技能折旧的行业特征，编制地区技能人才目录，明确技能人才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有的放矢地培养技能人才。二是强化技能供给建设。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开发适应自身需要的培训标准，围绕企业对技能的实际需求，打造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微生态”；发挥行业协会在人才培养、技能评价中的积极作用，构建行业技能生态。三是推进技能供需融合。一方面加速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强化产教融合、产训融合，加强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培植技能培训产业，提升培训效能，构建技能人才、企业、培训机构、培训师资共生多赢的局面。
（三）以数字化驱动技能人才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将数字技术应用于职业技能人才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可以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体而言即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技能人才的招募、培养、再提升的全过程，满足技能人才不同阶段的差异需求，促进其职业发展。首先，规范数字化招募平台。我国数字化职业招募平台兴起已久，在促进人才招募的同时，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不少名不副实乃至违法招聘用工情况积聚在招聘平台。因此，对技能招聘平台进行规范化治理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技能人才市场的供需状况，精准定位技能人才需求。其次，推进职业技能数字化培养。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数字化培养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使其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岗位变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再次，以数字化技术优化职业流动。我国就业市场的流动性表明，不少劳动力因各种原因需重新选择职业或行业，这要求他们提升技能水平或者重新学习劳动技能。之前，他们往往受限于再学习的时间与货币成本，如今数字化技能学习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包括视频教程、在线直播、互动问答等，满足其学习需求，甚至在一些人工智能较为发达的城市，有能力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提升技能人才的实践操作能力。最后，以数字化监测技能人才发展情况。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技能人才的数量、年龄、性别、学历、专业等基本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了解技能人才的整体结构和分布情况，并通过市场调研、招聘数据分析等手段，了解技能人才的市场需求、就业趋势和薪资水平，为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提供指导。同时，利用在线测试、技能认证、项目实践等方式，对技能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进行评估和监测，形成技能人才的能力画像，进而为政策制定与技能生产和消费提供宏观指南。
（四）强化群团组织的系统性协助功能
群团组织在中国职业技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切实的关注和重视，这主要与群团组织的管辖权狭窄有关，针对技能工人的水平提升、待遇提高，群团组织的作用有限，因此其话语权也较小。从机构看，它们更多地充当了协助、辅助的角色。通过一定措施，可以巩固其协调功能，发挥其在构建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方面的助推作用，特别是群团组织自身应明确在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中的定位，承担作为连接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与劳动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动职业技能生产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建立职业技能生产服务平台，增强培训效果。协助行业协会、市场组织建立职业技能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对培训质量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培训效果。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群团组织理应主动承担起推动职业技能提升、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角色。
（五）重视职业技能人才的外部系统建设
职业技能人才的外部系统是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技能人才身处的社会文化结构、集体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客观因素，持久而稳定地制约着个体和技能劳动者群体的观念与行为。例如，传统教育理念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直接导致原本适合职业教育的群体走上了不合适的道路，也导致“不得已”进入职业教育的群体自我轻视，技能学习效果不理想。因而，重视外部系统建设十分必要。一方面，重视职业教育的宣传工作。政府、群团组织等应充分发挥其宣传机构的动员与传播能力，明确技能教育的宣传目标，制定共性与个性结合的宣传策略，其长期目标是扭转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将职业技能学习视为职业文化认同的重点，让更多适合的人走上技能致富之路。另一方面，提升技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红利推动了国家经济快速腾飞，但代价是技能劳动者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阻碍了劳动者的长期全面发展，危害是社会性的也是长远的。随着人口生育率下降和经济环境影响，迈向高质量技能人口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应优先保障、提升制造业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特别是缩短工作时长，减轻劳动强度，为技能工人创造一个相对轻松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提升生产效率。
四、结语
构建运行良好的职业技能生态系统，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民众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我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尚付阙如的现状，本文在分析其多重成因的基础上，通过借用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职业技能生态系统的基本框架。该框架包含了技能生产者、消费者、引导者、协助者等多个子系统角色，深入分析其互动关系，并以此提出了遵循理念、结构匹配等具体行动路径。当然，构建中国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作为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场域之一，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多方协同、合力推进，才能打造出动态竞争力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生态系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